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次年转入广州护国第2军讲武堂。毕业后加入赣军，任排长、连长、代营长。1924年因不满军阀混战而脱离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被任命为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任学员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等职，参加过沙基口反击英军和平定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1926年6月率一批中共党员到赣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并创办曙光印刷公司和《贯彻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参加红军

1927年春到南昌，入朱德创办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任参谋长、中共支部书记。6月到临川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返回兴国，先后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长、兴国县委常委、兴国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西省军委驻赣南办事处主任、江西红军独立第3团参谋长、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参与领导赣南起义和兴国暴动，创建赣南苏区；组织指挥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红4军出击赣南时，曾承担接应任务，并接受毛泽东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及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

1930年秋调任红4军参谋长，1931年夏改任红3军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参谋长，协助林彪等率部参加漳州、水口和乐安宜黄战役。1933年春调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陈毅等指挥部队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所谓“贪污”问题被撤职，在军委武装动员部做科员。

长征途中曾任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陕甘支队第1纵队教导队队长等职。到陕北后，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红15军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协助徐海东等率部参加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

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教育局局长。同年冬调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黄河防务、清剿土匪、稳定社会秩序等任务。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绥德地区以何绍南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军对黄河防线的进攻。

1939年冬起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重视对特种兵、参谋人员和俄文人才的培养。1942年春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军委对其1933年所受处分予以正式撤销。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古北口保卫战。1947年冬起任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曾参加东北1947年冬季攻势、1948年攻占吉林、围困长春和辽沈战役。1949年3月随军南下，6月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剿匪作战，歼匪特4万余人。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被选为中共中南局委员；1952年当选为江西省政协主席。195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庭长、军事法院院长。195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病逝于北京。

陈奇涵是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个人生平

在江西这块将星璀璨的红土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军法上将，他就是几百名江西籍将军中资格最老的陈奇涵。

人民解放军的资深将军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县坝南村人，1897年生。赣州府中学堂毕业后，投笔从戎，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其间，他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任教，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陈奇涵历任学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少校军衔。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学校，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我军进过黄埔军校的开国将帅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只有4人是军事教官，陈奇涵是其中一个。1925年，陈奇涵率黄埔学生队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1926年夏，奉党的指示，陈奇涵带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赣籍共产党员回到江西，在兴国等县建立党组织，在赣南、赣东开展工农运动，广泛传播革命火种。1927年初，党派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党总支书记。因朱德还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工作繁忙，军官教育团的日常事务多由陈奇涵主持。军官教育团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部队之一。在起义之前，中央军委与南昌的电讯来往都是经过陈奇涵之手。八一起义失败后，陈奇涵返回兴国，领导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革命武装，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中央苏区时期，陈奇涵历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长、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当时，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江西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李富春。在毛泽东、朱德的统一领导下，陈奇涵协助他们指挥所属部队开展反“围剿”战争，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受重伤。1934年10月，陈奇涵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历任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与指挥红十五军团东征和西征战斗。抗日战争时期，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相当于八路军的旅长，统率5个团的兵力，保卫黄河，守卫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大门。后来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防空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江西解放以后，担任江西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当时的江西军区是二级军区，为兵团级。1954年出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直属中央军委，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

中共九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召开。当时，许多老同志都被林彪、“四人帮”排斥在外。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毛泽东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并诙谐地谈起陈奇涵在兴国请他吃“四星望月”的往事。

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活动了十多天，生活十分艰苦，天天吃盐水煮豆子，让陈奇涵十分过意不去。有一天，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肖芳全从河里捞到一条大草鱼，陈奇涵就决意请毛泽东吃米粉蒸鱼。他们在一张八仙桌的中间摆了一只蒸笼，里面是米粉蒸鱼，周围摆了四只瓷盘:一盘花生米，一盘笋炒肉，一盘雪豆，一盘炒鸡蛋。入席后，陈奇涵请毛泽东尝尝粉蒸鱼。毛泽东尝了一块，又鲜又辣又香，正合他的口味，便情不自禁地夸奖说:“粉蒸鱼好吃，好得很?！”毛泽东又问:“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回答:“这米粉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用筷子指着蒸笼，比划着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他又指着四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转着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好！”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星望月亮一样望了不知多少年。”陈奇涵认为毛泽东的比喻很恰当，便说:“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陈奇涵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与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接触很多，深得他们的信任。陈奇涵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毛泽东，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远见卓识十分佩服。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陈奇涵就在兴国筹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银元，做好了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到兴国，陈奇涵安排毛泽东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他向毛泽东汇报兴国党组织的工作，并请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使兴国的工农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毛泽东在兴国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制定了党史上有名的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时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为了贯彻兴国县《土地法》，毛泽东等在潋江书院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由毛泽东主讲，陈奇涵、肖华、胡灿等人参加了学习。这批人后来都成为创造兴国模范县的骨干力量。随后，毛泽东为他们起草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毛泽东离开兴国时，陈奇涵亲自护送，一直送到宁都青塘才作别。毛泽东说:“贺子珍还在兴国，我们不久会回来。”此后，毛泽东又给陈奇涵来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争中，掌握好对富农的政策，发展游击战争，巩固革命政权。陈奇涵是赣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兼兴、桥、宁、永行动委员会书记，积极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政纲》，指挥地方部队和兴国、于都、宁都、永丰等四县边区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剿”。与此同时，陈奇涵领导兴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红军的高潮。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赞扬兴国是模范县，“创造了第一等工作”。1930年，陈奇涵协助曾山指挥10万工农，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城，并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陈奇涵便转入正规红军工作。在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第三分校，陈奇涵任教育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军事干部，有不少人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还在陈奇涵家的坝南村开过军事会议，由陈奇涵负责会议安排和安全保卫工作。1934年7月17日，同是受到排挤和打击的毛泽东和陈奇涵，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到长胜县铲田区做社会调查，住在区政府的一所破旧的祠堂里。现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出了当年毛泽东交饭钱的收据:“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经手人陈奇涵。”从这张小小的收条可以看出两人情谊很深。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一名骁勇的战将

陈奇涵戎马一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参加过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可谓身经百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陈奇涵军事造诣很高，足智多谋。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长运筹帷幄。他在担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时，曾多次指挥部队在黄河边和日本人作战，数次打退敌人，保卫了延安的安全。他后来总结出的“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的战术和河防战斗经验(将敌人击败于航渡之中，或将敌人击败于登陆之际)，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推广，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江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陈奇涵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西剿匪的总指挥，率全省军民共歼灭土匪55892人。其中，翠微峰战斗，仅以牺牲30人的代价，歼灭了敌人2300余人，创造了山地剿匪攻坚战的范例，受到了华中军区的嘉奖。

新中国军法工作的奠基人

建国后，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军法，毛泽东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法院是个机构小、规格高的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他从法院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入手，着重考虑法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根据军委在他递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制法为主，习法为次”的批示，陈奇涵为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首先，确立体制，建全系统，在全军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一级、二级、三级军事法院(分别设在大军区、军、师级单位)的军事审判机构体系，调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营、团以上干部进军法战线。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审判程序与审判办法》，这是我军军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我国军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再次，他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军法从事，提出合法、及时、准确办案的三原则，切实防止错判，尽量减少偏差，做到全军不出冤案。同时，他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法纪教育，主张把法律交给全军官兵，使人人懂法，个个用法。

他还派出袁光少将等9名军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并给予精心指导。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我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我国军法工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大事年表

1897年8月24日生，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文化，早年在赣州中学读书。

1919年入云南（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后转入护国军第2讲武堂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副营长、代营长，广州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

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春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

1926年被派往江西赣南、赣东从事兵运工作和群众运动，任特派员。

1927年春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党支部书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兴国县委常委、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

1928年春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

1929年春任兴国县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兼兴(国县)桥(头区)宁(都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春任赣西南红军学校第3分校教育长、赣西南特委军委参谋长兼南路纵队政委。

1930年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教导团团长，红3军、红4军参谋长，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参谋长，

1933年任江西军区参谋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委员。

教导师参谋长，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后，任科员、教导师参谋、作战科科长。

任红5军团、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军委陕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

1935年11月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1937年春入抗日军政大学第2期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

任军委教育局（第4局）局长，

10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1939年1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员、防空司令员。

1941年2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

1942年春任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

1943年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后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10月任冀热辽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9月任东满军区、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委常委。

1948年5月任辽南军区、辽宁军分区司令员，辽宁省委常委。

1948年12月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1949年6月任江西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江西省委常委。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1954年11月任中南局委员。

1950年09月－1952年12月任江西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52年12月任代主席。

1954年0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法庭庭长。

1954年11月军事法院任院长，

1955年09月任解放军监委委员。

1955年0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7年0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委员、审判委员会委员。

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大一届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1年06月19日在北京逝世。

英雄事迹

如果时间会老，如果天空会小，对于无产阶级战士，还有什么不变，那就是信念。追寻陈奇涵将军的一生，这位从上一世纪走来的老人，他的故事他的功绩如耀眼的珍宝。然而最璀璨夺目放射出奇光异彩的，还是他那视名利如粪土，九死不悔、赤胆忠心跟定共产党的信念。

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兴国县潋江河畔坝南村农民家庭的陈奇涵，1916年在赣水源头赣州省立第4中学毕业。生不逢时，毕业即失业。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县城孔庙办学。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把陈奇涵从“武训式”办学小圈子推向立志改造社会的大舞台。6月，他毅然投笔从戎，背着几斤蚕丝作盘缠，南下广东，投考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

1925年春，他辞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职务，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此时，是他一生中辉煌的转折点。当时的广州，英雄荟萃，群贤毕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一代共产党人，找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救国之道--马克思主义。同年春，经陈赓、许继慎两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面对浩浩珠江，陈奇涵把自己比作涓涓细流，决心汇入江河，奔流到海不复回。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跨党的党员，只能从中作出一种选择。陈奇涵当时升任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待遇丰厚姑且不论，“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陈奇涵坚贞不渝，不改初衷，毅然声明：“宁当普通的共产党员，不当国民党官。”他辞去官职，脱离了国民党。这年秋，他脱下皮鞋穿草鞋，带领学生萧韶、陈奇洛、鄢日新等共产党员离开广州返回江西，在赣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又进入了一个低谷。蒋介石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请陈奇涵担任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奇涵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谢绝。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受党派遣的陈奇涵却很快接受了朱德的邀请，出任军官教导团参谋长，秘密任该团地下组织的支部书记，并由他掌握密码和电台，与在武汉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筹备“八一”起义。

起义爆发后，他随军由临川调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撤的起义部队，战斗中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他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兴国家乡。遵照中共江西省委指示，联络从各地失散归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兴国县在大革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党组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领导全县劳苦工农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粮、抗债、抗租、抗息、抗税”的五抗斗争。

1928年，陈奇涵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和军事部长。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残酷。国民党第7师师长刘士毅悬赏5000大洋买他的人头，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的两个胞弟。陈奇涵置之度外，说：“敌人愚蠢的像猪猡，烧了我的窝，更会逼我上山为‘匪’。”他积极组织兴国县农民暴动，还创建了赣南红军第25纵队，使北起永丰东固，南到于都桥头，东至宁都青塘，西达万安良口绵亘数百里的区域形成了赤色割据局面，为1929年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一块良好的落脚点，也为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以食为天。陈奇涵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一日三餐的饭桌上，会引出那么多轶闻佳话，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4军3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按照兴国当地风俗习惯，弄了一道“蒸笼粉菜”，为毛泽东改善伙食。揭开蒸笼盖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毛泽东用筷子夹了一块米粉鱼肉，放在嘴里品尝着，觉得鱼肉鲜嫩，又香又辣，味道十分可口，适合他湖南人的口味，禁不住连声赞到：“好菜！好菜！”并饶有兴趣地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民间家常菜，没有什么正经名字，老百姓叫‘蒸笼粉菜’。”并请毛泽东为它取个名。毛泽东灵机一动，兴致勃勃说道：“就叫它‘四星望月’怎么样？瞧，这中间的蒸笼，像个圆圆的月亮；这周围的四碟菜不就成了星星吗？群星拱月唷！”毛泽东的解释，很有诗情画意，大家一听，齐声叫好。此后“四星望月”的典故一传十，十传百。今天，这道菜已列入了中国名菜谱。

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做社会调查，苏区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缴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几十年后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帐本中还清清楚楚写着：

“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4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圆捌角，经手人，陈奇涵。”

陈奇涵更没有料到，饭桌背后还有刀光剑影和残酷斗争。1932年，陈奇涵任红1军团参谋长漳州战役受伤后，他在长汀傅连暲的“福音”医院养伤，邓小平、李井泉等几位战友去看望他，陈奇涵用自己的营养费请他们喝酒吃狗肉。事后，正好撞上中共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江西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陈奇涵坚持原则明确抵制。于是被指控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不力”的陈奇涵。又加上一条“公款请吃”的罪名。报纸危言耸听，指明道姓说：“陈奇涵是大贪污犯。”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国民党薛岳部队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并由江西省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委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他从西方军参谋长削职为中共军委一个部门的普通科员，带着极不公正的“处分”，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万里长征路，直至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央军委才为他平反。

陈奇涵一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与党内“左”倾错误作不懈斗争。

1930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直陈已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而人头落地，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于难。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中共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为反感。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陈奇涵以讥讽的口气问：“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吞吞吐吐：“算革命派吧。”陈奇涵神情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某高等军事院校“支左”。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把两派群众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

显赫一时的林彪，曾经是陈奇涵黄埔军校的学生，在红1方面军和四野也曾长期共事。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的陈奇涵，毫不理会林彪的拉拢。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突出强化他们的“山头”，排挤拉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把陈奇涵污蔑为“一贯的老机老右”。毛泽东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在中共会议上严正指出：“我们的军队，原是由许多个‘山头’汇集在党的统一的旗帜下来的。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并亲自提议把“八大”候补中央委员陈奇涵选为中共委员。

物寄情，诗言志。陈奇涵喜爱兰花。1962年3月，朱老总重返井冈山回京后，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竹碗代盆栽插的一支井冈兰。春去秋来，花谢叶枯。陈奇涵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一直悬挂在书房，伴随陈奇涵度过十几个春秋，直至他1981年6月19日悄然离开人世。

淡极始知花更艳。陈奇涵的一生就像兰花一样清淡高洁，像葵花一样忠心向阳。高官厚禄引诱不了他，杀头通缉、冤屈打击动摇不了他，荣辱沉浮，泰然处之，实现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回首往事，问心无愧”的愿望，实践了他在党旗下的铿锵誓言。

将军故事

毛泽东称赞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897年8月24日，陈奇涵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毕业于赣州省立第四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奇涵投笔从戎，考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此后，他先后参加了反袁斗争和反对军阀陆荣廷、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保卫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的广州政权等战斗。1921年，陈奇涵升任赣军副营长、代理营长。1924年2月，陈奇涵回到广东，担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

1925年春，陈奇涵辞去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职务，进入广州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后任连长、政治大队长。进入黄埔军校工作，成为陈奇涵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奇涵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经过好友陈赓、许继慎的介绍，陈奇涵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在国民党右派的策划下，国民党中央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规定跨党的党员，只能从中做出一种选择。陈奇涵当时任黄埔军校少校队长，待遇丰厚，但他毅然辞去黄埔军校的职务，宣布脱离国民党。

1926年秋，陈奇涵带领学生肖韶、陈奇洛等共产党员离开广州返回江西，在赣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陈奇涵、肖韶、钟赤心、许延潘等组成中共赣县临时县委，成立了工会、农会和学生会，并在南昌、抚州等地捐资开办了书店、印刷公司，主办了《贯彻日报》，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新文化运动。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党组织派陈奇涵担任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和参谋长，并由他掌握密码和电台，与在武汉的中央军委保持着联系。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反动势力进行“清共”等反革命活动。陈奇涵根据上级的安排，带领部分教育团的干部学员到江西抚州、南丰一带疏散。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受到白色恐怖的包围。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7年冬，陈奇涵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雇了一顶轿子，谎称请假回乡埋葬父亲，才躲过反动势力的检查，与潜回兴国的革命者取得联系。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一个低谷，许多人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时，蒋介石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邀请他担任自己的侍从室主任。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陈奇涵毫不为之所动，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婉言谢绝。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调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撤的起义部队。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江西兴国。遵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陈奇涵联络从各地失散归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兴国县在大革命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党组织，重振旗鼓。在陈奇涵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粮、抗债、抗租、抗息、抗税”的五抗斗争在兴国开展开来。

1928年，陈奇涵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和军事部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艰难环境下，陈奇涵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农村党组织，成立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

陈奇涵在赣南特别是在兴国领导革命斗争，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新七师师长刘士毅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刘士毅还派人到兴国捉拿陈奇涵。陈奇涵在群众的掩护下转入地下斗争，使敌人扑了空。接着，敌人又悬赏5000元通缉陈奇涵，并放火烧了陈奇涵家里的房屋，杀了他两个胞弟。陈奇涵没有被吓怕，他表示：“敌人愚蠢得像猪猡，烧了我的窝，更会逼我上山为‘匪’。”一天，刘士毅部三百多名士兵突然包围了中共赣南特委驻地。特委委员和警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人，情况非常危急。陈奇涵背着一把大刀，拎着一支驳壳枪沉着应战。他带领六名战士集中火力打掩护，其余的战士掩护特委委员撤退。陈奇涵的子弹打光了，但他毫不畏惧，挥舞大刀连砍两名敌兵。趁着敌兵不敢靠前，陈奇涵就势一个翻滚，滚入附近的水塘，一个猛子钻入水中，赶来的敌兵纷纷向水中开枪。傍晚，在约定地点，特委委员和战士们见陈奇涵迟迟没有归来，以为他牺牲了，都非常悲痛。但是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浑身湿淋淋的陈奇涵拎着大刀踉跄地走来，大家立刻迎上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创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使北起永丰东固，南到于都桥头，东至宁都青塘，西达万安良口连绵数百里的区域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就为1929年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一块良好的落脚点，也为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奇涵在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他从井冈山下山到兴国与陈奇涵见面的情形。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九大”代表的名单时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1929年2月，陈奇涵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赣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兴国县委常委。不久，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到达大余时，红四军前委写信给赣南特委，说明红四军准备在赣南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建议赣南各地举行暴动响应；同时要求兴国筹集几万斤粮食、几千套棉衣和几万元款项，并准备安置伤病员。赣南特委接到信后，立即派军事部长陈奇涵回兴国布置工作，准备迎接红四军。1929年2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转战于都、兴国一带，部队疲惫不堪，急需修整补充。陈奇涵千方百计找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为红五军解决了大批衣服、粮食和武器。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回师兴国。在兴国县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并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他还亲自举办了兴国县第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奇涵向毛泽东反映了兴国的情况和农民问题，为毛泽东制定兴国土地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红军主力转移后，陈奇涵立即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和赣南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先后攻克宁都、桥头和兴国城。1930年6月，陈奇涵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南路赤卫军政治委员。1930年10月，陈奇涵调入红三军教导团任团长，不久改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又调任红三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1930年到1931年9月间，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四军、红三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朱德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直陈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于难。1931年11月，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随之撤销。1932年3月，中央军委重新成立红一军团，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兼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接着，陈奇涵参加了红军东征作战，协助指挥了龙岩战斗、赣州战役、水口战役以及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1933年1月，陈奇涵因伤疗养调离红一军团，伤愈后出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推行“左”倾宗派政策，打击、处分不同意他们推行“左”倾政策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掀起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在一次江西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主持批判“罗明路线”的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要求陈奇涵表态。陈奇涵环顾左右而言他。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指责陈奇涵文不对题，立场不稳。另外，陈奇涵还曾请邓小平、毛泽覃等吃过一顿饭，此事也成为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一个有力“证据”。

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敌薛岳部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并由江西省政治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委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江西省军区政委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军区动员部参谋。1934年3月4日，中央苏区《红星报》以《好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贪污分子》为题，报道了陈奇涵被“撤职送法庭”的消息，并称“陈奇涵是大贪污犯”。

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参谋工作。1935年1月，在抢渡乌江之后，陈奇涵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1935年8月21日，陈奇涵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了茫茫草地路。在茫茫草地上，杂草丛生，一望无际，天气阴晴不定，雨雪冰雹来去无常。因部队严重缺粮，陈奇涵每天只吃一点炒面充饥，有时就用脸盆煮些野菜对付。由于草地湿气过重，寒风彻骨，陈奇涵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经过五天的艰难跋涉，奇迹般地走出了茫茫水草地，但陈奇涵的高烧仍未退，神智有些恍惚。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特地赶来看望他。当医生把陈奇涵肚子里的蛔虫打出来后，他的烧才退了些。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1935年9月，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陈奇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路线。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党中央撤消了对陈奇涵的错误处分决定。10月中旬，陈奇涵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与科长张经武一起担负作战科的领导工作。直罗镇战役后，陈奇涵调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团所属七十八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奉命东征，陈奇涵被任命为左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指挥部队渡河。东征胜利结束后，陈奇涵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曾说：“陈奇涵同志最可贵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做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说的，陈奇涵是一个地方领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第二，他自始至终没有犯过方针、原则性的错误，在苏区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没有搞盲动，没有搞烧杀政策，而是讲斗争艺术，实践证明，陈奇涵的做法是对的。第三，在党内斗争中，陈奇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两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饭桌上引出的轶事

民以食为天。陈奇涵怎么也没有料到，在这一日三餐的饭桌上，会引起那么多轶闻佳话，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纵队来到兴国，陈奇涵按照兴国当地风俗习惯，弄了一道“蒸笼粉菜”，为毛泽东改善伙食。揭开蒸笼盖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毛泽东用筷子挟了一块米粉鱼肉，放在嘴里品尝着，觉得鱼肉鲜嫩，又香又辣，味道十分可口，很适合他湖南人的口味，禁不住连声赞道：“好菜！好菜！”并饶有兴趣地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民间家常菜，没什么正经名字，老百姓叫‘蒸笼粉菜’。”并请毛泽东为它起个名字。毛泽东的灵机一动，兴致勃勃说道：“就叫它‘四星望月’怎么样？瞧，这中间的蒸笼，像个圆圆的月亮；这周围的四碟菜不就成了星星吗？群星拱月唷！”毛泽东的解释，很有诗情画意，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十分钦佩毛泽东的“才气”。此后，“四星望月”的典故在群众中一传十、十传百，至今，这道菜名已列入中国名菜谱。事隔40多年，毛泽东也难以忘怀。197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请兴国的厨师专程到庐山做这道菜。

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苏区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几十年后，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这本普通的账本，简单的收据，记下了我党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党内宗派斗争，陈奇涵更没有料到，饭桌背后的刀光剑影和残酷斗争。那是1932年，陈奇涵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漳州战役受伤后，他在长汀傅连蟑的“福音”医院养伤。邓小平、李井泉等几位战友去看望他，陈奇涵用自己的营养费请他们喝酒吃狗肉。事后，正好赶上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在江西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陈奇涵坚持原则，明确抵制。于是被指控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不力”的陈奇涵，又加上一条“公款吃喝”的罪名。并在报纸上危言耸听，指名道姓地说“陈奇涵是大贪污犯”，大张旗鼓进行无情斗争。1933年冬，正在前线指挥部队同国民党薛岳部队奋勇作战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撤职，并由江西省保卫局派武装人员，把他从战场押送回省机关驻地宁都查办。幸亏得到李富春的力保，陈奇涵才被释放。他从中央红军西方军参谋长被削职为中央军委一个部门的普通科员，带着极不公正的“处分”，背着沉重的黑锅，历尽千辛万苦，走完万里长征。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央军委才为他作出平反，结论是：“对于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错误，应正式撤销。”高度评价陈奇涵同志：“掌握政策稳，经得起严峻的考验，虽然他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但他能够受打击而不屈服，受委屈而不灰心。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经得起历史的检查。”并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一生与“左”作斗争

陈奇涵一生经历了北伐、长征，东渡黄河，解放东北，渡江南下，历尽艰难险阻，在党委、政府、军队、政法部门都任过要职。他一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长时期同党内“左”倾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早在1930年赣西南肃反扩大化时，陈奇涵对党内生活不正常就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结果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而人头落地，由于朱德出面干预，他才幸免罹难。

1933年上半年，在一次反“邓毛谢古”的批判会上，陈奇涵先是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抗议。主持会议的保卫局长点名要陈奇涵发言，陈奇涵避开话题，洋洋洒洒，大谈当前工作。主持人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指责他“文不对题，立场不稳”，为后来扣押陈奇涵种了下祸根。

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党的“七大”分组讨论会上，陈奇涵旗帜鲜明地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甚为恼火。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他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以讥讽的口气问道“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吞吞吐吐地答道：“算是革命派吧。”陈奇涵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某高等军事学院支“左”。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把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是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

显赫一时的林彪，在黄埔军校时曾是陈奇涵的学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四野也曾长期共事。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的陈奇涵，毫不理会林彪的拉拢。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林彪、江青的反党集团为突出强化他们的“山头”，排挤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把陈奇涵诬蔑为“一贯的老机老右”。由于毛泽东的察觉，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党的军队，原来是由许多个‘山头’汇集在党的统一的旗帜下来的。同志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张云逸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张鼎丞、邓子恢是闽西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陈奇涵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不是什么‘老机老右’！”并亲自提议把“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的陈奇涵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奇涵连续当选为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物寄情，诗言志。陈奇涵和朱德一样喜爱兰花。1962年3月，朱老总重返井冈山回京后，特地给陈奇涵送去竹碗代盆栽种的一颗井冈兰。他精心栽培，每年花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以后虽花谢叶枯，陈奇涵仍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衬以宣纸，手书“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并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一直悬挂在书房，伴随陈奇涵度过十几个春秋，直至1981年6月19日他悄然离开这个世界。

新中国军法工作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国后，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军法，毛泽东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法院是个机构小、规格高的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他从法院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入手，着重考虑法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他根据军委在他递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制法为主，习法为次”的批示，为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首先是确立体制，建全系统，在全军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一级、二级、三级军事法院（分别设在大军区、军、师级单位）的军事审判机构体系，调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营、团以上干部进军法战线。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审判程序与审判办法》，这是军队军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中国军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再次，他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军法从事，提出合法、及时、准确办案的三原则，切实防止错判，尽量减少偏差，做到全军不出冤案。同时，他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法纪教育，主张把法律交给全军官兵，使人人懂法，个个用法。他还派出袁光少将等九名军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并给予精心指导。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中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中国军法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有史以来军法战线上惟一的上将。

“文革”中，陈奇涵自称“高级泥瓦匠”

江西兴国县将军园内陈奇涵雕像

陈奇涵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1955年申报军衔时，他填了“中将”。陈奇涵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不久，陈奇涵又准备退下来。在1957年60岁的时候，陈奇涵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接班。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极为反感。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面对暗中操纵聂元梓抛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康生，陈奇涵以讥讽的口气问：“聂元梓是什么派？”毫无防备的康生吞吞吐吐：“算革命派吧。”陈奇涵神情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

后来，陈奇涵奉命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支左”，担任军管会主任。他反对以派划线，更反对扩大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

陈奇涵把两派群众负责人召到一起，说：“我不怕你们骂我骑墙派，你们都是革命派。既然你们都是革命派，那就以革命的行动来证明。各派立即停止武斗。”陈奇涵话音未落，只听见下面的人喊道：“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眼看两派又要动手，陈奇涵走到操场中央，大声说道：“我以宣传队的名义宣布，双方停止武斗，谁敢再挑事端，我绝不客气。”这时，一个小头目跳出来叫道：“不客气又怎样，我就不信你们敢对革命小将开枪。”自幼习武的陈奇涵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扫视周围，然后快步来到操场的高台旁，拾起一块方砖，挥掌将其断为两截。此举令在场的红卫兵小将们目瞪口呆。陈奇涵大声说：“老子不用枪也照样打仗！”

在“文革”中，陈奇涵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1966年10月的一天，陈奇涵家突然传来敲门声，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裹着破旧军大衣，蓬头垢面的人。陈奇涵吃惊地问：“怎么变成这样子了？陈正人同志！”随即把这位建国后第一位江西省委书记，现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请进家来。陈正人含泪把自己在八机部受造反派批斗的情景诉说了一遍，陈奇涵听后十分气愤，根本没有考虑个人会不会受到牵连，强烈要求陈正人住在自己的家中。望着这位几十年前就一起共事，风雨同舟的老战友，陈正人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些和陈奇涵熟悉的战友知道，陈奇涵资历深，又不在第一线工作。而且他为人忠厚，正义感强，对同志是有求必应，因此大家一旦遇到危险情况，就来陈家避难。后来当大家回忆起那段最艰苦的时期，都为陈奇涵的热心肠感动不已。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大学生“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待！”“我和老总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陈奇涵说。“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地说：“我不知道朱德是什么黑司令。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胆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人民军队的红司令！”接着，他不容学生继续讲下去，说，“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时陈奇涵身边的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学生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不好为由，把学生们支走了。

陈奇涵在党内斗争中，一贯采取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立场和态度，一身正气，让想搞破坏分裂党的人不寒而栗。陈奇涵总是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1962年3月，陈奇涵陪同朱德重返井冈山。回京后，朱德特地给陈奇涵送去以竹碗代盆栽插的一枝井冈兰。春去秋来，花谢叶枯。陈奇涵十分珍惜，将其制成标本，写上“叶落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十个字，然后用玻璃镜框镶成条屏，挂在书房。它伴随陈奇涵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后来，陈奇涵又栽种了十几盆兰花。每日清晨，练了一路南拳后，陈奇涵顾不得擦去汗水，便提着喷壶给兰花精心浇水。陈奇涵常对人说：“我是这半辈子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人，到晚年能够打拳养花，已经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