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游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场，数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十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四海皆兄弟。

——著名搬日作家李长声

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刘拧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

作者简介

刘柠，北京人，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曾服务于日企有年。长年来，不懈地关注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系《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风窗》《凤凰周刊》等媒体的社评、专栏作者，被称为大众传媒的“知日派”。著有《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香港泰德时代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等。

图书目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日本版NSC：首相官邸“白宫化”的重要步骤

日本离核国家有多远?

日美同盟有“隙”?

福田访美：蜜月同盟的拐点?

“价值观外交”何以超越国家利益冲突

东亚一体化：谁主沉浮?

日本幢幢谍影的背后

现状的日本：从容与焦虑

“活力门”骚动的背后

“赛先生”：酷日本的软实力

日本城建进入环境生态学时代

走向民生大国：21世纪日本的生存之道

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两个问题

日本的恶心

派阀：自民党政治的秘密

“下流”，怎么了?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大国化”焦虑下的舆论环境

“命令放送”与报道自由

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出版史的良心记录

何谓新闻记者

日本出版的四种“神器”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

新闻界与政治

历史中的日本：何以超越?

激荡的百年史，现实的掌舵者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

要同盟，还是要参拜?

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漫长的战败

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

宫泽喜一：“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超越误读

中日有多远

对华强硬的背后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困境

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图存

“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作为文化的日本

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本的传统有多厚

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叶隐闻书》、武士道及其他

哈“不良”

我跑，故我在

日本漫画：冷酷仙境的冒险

漫画动漫宅男

日本人到底爱不爱撒谎

服饰的表情

知日当如李长声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后记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

……

后记

……

该批评本身成立与否，另当别论，但笔者的初衷是想让日本观光及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决策者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此政策，在中国公民的心中，无论其能否达到规定年收的门槛条件（25万元人民币），都注定无法唤起愉快的情感回应：未达标者，厌恶，更坐实了对日本所谓“经济动物”的传统印象；达标者，侥幸之余，也感到个人隐私被公权力窥视、侵犯，不会有什么好感。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第一原则就是公平、对等，我不知道如此明显缺乏“费厄泼赖”的、严重不对等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据说与国人观光者在日本的“失踪”有关。但极少数分子（而且有数据表明是越来越少）的“人间蒸发”缘何成为抬高政策门槛的借口，进而又为个人收入公开与签证发放挂钩之所谓“必要性”而背书的，其间的逻辑关系过于跳跃，过程含混不清，缺乏透明。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如此政策实施近一年，截至2008年底，以这种被称为“家庭游”的形式获得签证，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家庭仅有四个。而2008年，是日本“观光立国”的国策得到极大强化的一年，为此内阁不惜单独成立观光厅来推动该国策的实施。

文摘

插图：

这也是被称为小泉政治成功秘诀之一的“剧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小泉政权5年，正是这位酷爱歌剧、歌舞伎的政治家自编自演的一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活报剧。作为导演兼主演，其对镜头、台词、舞台效果和观众心理的把握，几乎无懈可击——小泉是日本公认最会利用电视媒体造势的政治“超级明星”。

小泉赖以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首相支配”。所谓“首相支配”，原本是日本政治学者、政策研究大学副教授竹中治坚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著作本身说的是自细川护熙新党联立政权崩溃、自民党重新恢复执政以来，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选举制度改革、政治资金规制及行政改革等历练，内阁首相的权力已今非昔比，大大强化，这成了自民党再度做成长期政权的政治基础，并直接催生了日本政治新的生态环境。小泉正是利用这一点，对执政党议员和行政官僚，行使、发挥了此前历任首相连想都不敢想的统帅权和至高无上的影响、决策能力，建立起了战后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朝权在手”的“首相支配”型长期政权。

众所周知，传统日本政治运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大政治决策往往由强大的官僚层主导，政治家乃至首相甚至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所谓“官僚支配”。作为日本社会心照不宣的传统，这种官僚主导型政治在“失落的十年”达到了极致：在内阁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些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委）的日常工作和决策完全掌握在政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长）手中。这种首相、内阁“缺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长期持续，一方面说明日本官僚系统的成熟、高效和“无害化”（实际上是“去政治化”），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内阁权限的瓶颈化和国民对政府权威的饥渴状况。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日本在21世纪向“普通国家”的“转型”。事实上，日本许多政治家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力求突破现状。中曾根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改革首相产生制度，提出向美国式“总统型”直选首相过渡。其根本用意，说穿了，就在于要扩大首相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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