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
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
台湾政党构建以“人脉”（人际关系）、“金脉”（金钱往来）为主体的政商关系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智库与基金会等为主体的财团法人是最简单易行的途径之一，因此台湾的各种财团法人机构特别多，成为台湾社会结构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台湾“财政部”调查统计，到1993年底，台湾财团法人共有2150个，其中，文教与学校类970个，医疗卫生机构90个，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机构类201个，宗教类739个，其他150个；到1997年，登记在案的财团法人超过4000个（王建民：《台湾的“黑金政治”》，福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估计目前至少达4500个。其中以基金会形式出现的财团法人机构相当多，涉及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环保、宗教、休闲、经济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公益团体来自社会的捐款数额庞大，是一笔庞大的资源。据台湾“主计处”最新统计，台湾公益团体每年募捐总额达400亿元新台币（台湾《联合报》，2003年9月18日）。
据长期专门研究基金会的台湾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统计，到1998年初，台湾约有2000个左右的基金会，正式登记者共有1595家，较两年前增加了50%。其中台湾排名前50位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有基金会（王建民：《台湾的“黑金政治”》，福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在各种基金会中，以文教基金会最多，多半是办理奖学金、赞助或举办文化性与公益活动。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不一，有来自大财团的，有来自个人捐款的，也有来自“政府”或公营企业的。据1994年的一项调查，台湾基金会的经费来源，由非官方、非特定企业支持的占62.8%；由特定企业支持的占24%；企业与官方共同支持的占10%；由官方支持的占3.2%。这些财团法人或基金会，除少数为真正的公益事业机构外，大多数实际上成为建立政商关系的大本营与利益输送的管道。
台湾政要、“民意代表”与企业热衷设立各种基金会，美其名为公益事业，其实许多变为政商结合的据点，拉帮结派，形成一股势力。其中政治人物建立基金会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建立政商关系与筹集政治资金。
这种旨在建立政商关系的基金会等财团法人组织，曾经是民进党批判国民党“黑金政治”的主要对象。不过，民进党与“台独”势力也早在私下建立起自己的基金会。民进党执政后，不仅未能彻底改革，而且迅速建立起多个新的基金会等财团法人组织，以此发展新的政商关系。
民进党执政前，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建立的基金会如“国际文化基金会”、“台湾文教基金会”与“福尔摩沙基金会”，幕后或公开支持民进党。前“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建国党”主席许世楷、台湾大学教授李鸿禧与前“经济部次长”杨基铨等于1997年成立“国际文化基金会”，经费1000万元新台币，全由杨基铨夫妇捐助（台湾《财讯》杂志，1998年10月）。杨基铨于1972年应孙运璇之邀出任台湾“经济部常务次长”，后担任土地银行、华南银行等公营银行董事长，1988年退休后受友人庆丰集团董事长黄世惠之邀担任国泰信托公司（现改为庆丰银行）副董事长。该基金会主要从事宣传“台独”理念与从事“台独”活动，经常发表文章或刊登广告，主张“台湾主权独立”与“台湾永远脱离中国”。海外“台独”人士王桂荣建立了“台湾文教基金会”。陈水扁主导成立的“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吸收与结合了一大批“台独”人士与绿色企业人士，成为陈水扁长期的坚定支持力量。
“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一直被外界视为陈水扁的“私人金库”，目前董事长为陈水扁妻子吴淑珍。陈水扁在历次重要选举中，或担任“立法委员”与台北市长期间，该基金会一直扮演重要的组织、动员、民调、募捐等角色。特别是由赞助与支持“福尔摩沙文教基金会”的中小企业界人士组成的“福尔摩沙联谊会”，以陈水扁出身的台南北门扶轮社为班底，是陈水扁最坚实的支持力量。该联谊会成员维纺隆公司董事长黄维生与中钢公司董事长林文渊被称为陈水扁的两大“掌柜”（台湾《财讯》杂志，2003年10月），即主要负责募款任务。该基金会则出资3000万元新台币，成立“凯达格兰学校”，作为培养各界绿色精英人才的基地。
陈水扁在任台北市长时，就学会国民党利用基金会建立政商关系的一套做法。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后，通过他兼任董事长的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积极与大企业、大财团建立关系，使陈水扁的政商关系迅速形成。当时捐款支持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知名企业或财团主要包括远东、国泰（霖园）、富邦、新光、长荣、远东、国扬、国巨、太平洋电线电缆、三商行、台湾合成橡胶、台凤、和信、嘉新水泥、义美、东元电机、味全食品、康和建设、黑松、南港轮台、联华电子等（台湾《联合报》，1998年11月13日）。这些企业捐款名义是支持公益事业，实际上是支持陈水扁，并建立政商关系。其中许多大财团捐款与获取土地变更利益密切相关，成为当时媒体批评陈水扁与财团勾结及进行利益输送的弊案，其中陈水扁兼任董事长的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成为利益输送的“白手套”。所谓土地变更，即台北市政府将这些财团拥有的工业用地变为商业用地等，使得土地价格可在一夕之间上涨数倍或数十倍。如远东集团捐款500万元新台币给台北市文化基金会，通过幕后运作，台北市政府就可将远东集团在台北市的部分土地依法转变用途，通过开发就可获得39亿元新台币的收益。此一弊案曾得到台湾“监察院”的发文纠正。另外，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期间，有许多大企业捐助支持市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这些企业除了富邦集团、新光集团等大财团及义美食品、台湾明治等长期友好的企业外，还包括味全、味王、阳信银行、康和建设、康和证券、国丰兴业、南港轮台、杨铁工厂、神通电脑、黑松公司、捷和建设、台北丽那、惠普、可口可乐、晶华酒店、中国时报、统一等企业（《独家报道》，1998年，第583期）。民进党执政后，这些企业与民进党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民进党当局政商关系的主要基础与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