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外国传教士曾在广州开办过几所教会学校，不仅学生数量少，而且时间短促，影响不大。真正称得上近代化新式学校的是从1864年创办第一所外语学校——广州同文馆开始的。这是洋务派在广州所办的第一件较重大的洋务事业。

清廷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鉴于签订条约与办理外交事务时，没有精通外语的人才而备受欺蒙的现实，便上奏朝廷，于1862年8月，在北京开办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紧接着，洋务派另一首领李鸿章又上书要求在上海、广州亦如法炮制。他说：“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凡语言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州不可。”①清同治二年二月初十（1863年3月28日）上谕批复，着令“广州将军等查照办理”②。广州方面接谕后认为：“学馆之设，教育人才，期于晓畅翻译，通彻中外事理，以备缓急之用，洵属及时要务。”③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广州同文馆终于在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1864年6月23日）建成开馆。馆址在当时广州市北大门朝天街（今朝天路），馆舍有房屋两所。第一任提调为王镇雄，第一任馆长为谈广楠和汤森，第一任汉文教习为吴嘉善，第一任英文教习为美国人谭训，以后又陆续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

广州同文馆一开始就按正规的新式学校来办，以后日趋完善。第一期正途学生仅20名（另有5名附学生），其中满汉八旗子弟16人，汉人世家子弟4人，学生年龄一般为14～20岁，学制三年，学生学习的科目主要有英语、汉语和算学。随着中外关系的不断扩大，涉外工作的增多，不仅要学英语，而且法语、德语、俄语、日语也要学。为此，总理衙门谕示：“近因出使各国翻译需人，前后派委各学生随同出洋，惟办理公事，法文较为通用，而学习法文、俄文者较少，布文（指德文）更习之未久，恐不敷任用。查广东同文馆均系专习英文，亟需量为推择，就学生之质性聪明者，赶令学习法语法文。至俄文、布文能否并令学习，亦需并筹，期于使事及办理交涉事件均有裨益。”④广州同文馆以俄国向来无人在粤经商，交涉事甚寥寥而排除俄文外，便于光绪五年（1879）添设了法文、德文两馆，每馆额设学生10名，其中10名来自原英文馆中英语已经通晓者，其余则选自八旗子弟。这样，学习语种增加到英、法、德三种，学制也向京师同文馆靠拢，即增至八年，第一年学习读法、写法、拼法；第二年学习读法、文法、会话和翻译句子；第三年学习世界史地，练习翻译电报等；第四年学习算术、代数，练习翻译公文；第五年除继续学习翻译外，学习物理、几何、三角；第六年学习机械、微积分、航海测算；第七年学习译书、化学、测算和万国公法；第八年除译书外，学习天文、地理。另外还开设生理学、解剖学等选修课。以后又增设了东语（日语）馆和俄语馆，专门培养日语、俄语方面的翻译人才。自此以后，广州同文馆基本上保持着稳步发展的趋势，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译学馆为止⑤。

广州同文馆在当时颇受清政府的重视，其内部管理也很严格。为了明确培养目标和奖惩办法，它曾援引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之例制定了馆章，共15条，其中规定：“同文馆肄业生，每年甄别一次，其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者即行撤退，挑选更换”；“同文馆肄业生以三年为期，能将西洋语言文字翻译成书者，以府经县丞为升阶旗号，愿就武职者，以防御为升阶”；学生“每日卯刻入馆，酉时出馆……或因事乞假，先向馆长报明，违者撤退”；“同文馆每月考察一次，一等二名，每月赏银二两，二等四名，每月赏银一两”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又有官阶、奖学金等的吸引，所以馆中学生大都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对此，两广总督瑞麟曾说：“设馆以来，诸生奋勉学习，著有成效者，不乏其人，两次考试，作为生监共十一名。”⑦

广州同文馆教学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社会挂钩，注重学用结合。学生在学习的同时，经常翻译一些外文电报、文件，高年级学生则开始译书，对译书好的学生加以奖励，而且优先录用，该馆学生杨枢、长秀即合译了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概况的《各国史略》，对开阔国人视野、增广见闻有一定的启蒙价值。此外，还让学生从事一些涉外工作。在广州同文馆成立以前，广东省的一般涉外事宜主要由“通事”充当翻译，这些人或是买办，因与洋人打交道多了，懂得了一点外语，但非常肤浅；或是在新加坡、香港的一些教会学校学过外语，洋奴气十足，所以“往往颠倒错谬，或挟私自为增减其辞，以致彼此意见不合，枝节横生”，给广东地方政府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带来了许多困难，两广总督瑞麟就于同治十年（1871）上书奏请于该馆内选择通晓西语者来代替“通事”一职，以杜其弊⑧。广州同文馆学生还根据总理衙门的规定，经常调京考试，合格者授以正式翻译官的头衔。如同治六年（1867）该馆学生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学生，在广州将军庆春的带领下赴京应试，结果遂分别授以官职。蔡锡勇成绩最佳，授为监生，其余五人作为释译生员，准其一体乡试，送回广东充广东将军或督扶等衙门任翻译官。⑨

同治十一年（1872）总理衙门谕示广州同文馆挑选了14名学生，咨送京师同文馆继续学习，他们已在广州同文馆肄业七八年，最后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他们在京师同文馆时，虽名为继续学习，然实是边学习边当“听差”。有的随政府使节出国，有的陪同来访的外国人，有的曾到驻外使馆实习过，边学习边实践，使他们很快就成了才。如学生左秉隆、傅柏山等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国家与民族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左秉隆是广州同文馆的首届学生，光绪四年（1878）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任英文三等翻译官。1880年任清政府驻英属新加坡第一任总领事，连任三届。⑩在职九年之中，他在调停缓解中英关系，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发展同英国、新加坡的正常邦交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⑾傅柏山曾出任外交部署主事。

总之，广州同文馆不仅是广州乃至广东历史上最早的外语学校，对广州、广东的社会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

③《毛尚书奏稿》卷13。

④《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二册，120页。

⑤《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精装本，8664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

⑦《洋务运动》第二册，117～118页。

⑧同上。

⑨《洋务运动》第二册，110页。

⑩《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13～14页。

⑾《惠敏曾公奏疏》卷5《恳留新加坡领事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