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威宁中水遗址
贵州威宁中水遗址
遗址信息
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领队：张合荣
中水位于贵州省威宁县与云南省昭通市交界处，发掘点都位于中水盆地内中河两侧的坡地和山梁上，包括吴家大坪、水果站、鸡公山、营盘山和新街等几个地点墓地。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沟等200余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
考古发现
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中水史前遗址群的发掘，使贵州第一次发掘出功能较为全面的山区史前聚落遗址，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目前虽然没有发现这数种古文化遗存间直接存在着地层叠压关系，但根据陶器可以看出它们彼此之间既存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又存在着相互联系。这些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的揭露，可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
有意思的是在鸡公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大量水稻标本，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合荣介绍，在鸡公山遗址发掘的300多个坑中，80%以上的坑都有水稻颗粒出土，这些稻米的存放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稻草的形式捆在一起，另一种是把稻米做成熟饭团以后，在祭祀活动的时候，将其焚烧。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稻米颗粒短胖，而且特别矮小。比现在人们在水田种植的粳稻还短小，粳稻本身就比其他的稻种要短小。而这种稻米比粳稻还短小，不像是水田种植的，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旱稻；专家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稻米在云贵高原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异的现象。但目前对这种稻米的确切说法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遗址中坑是数量最多的遗迹，整个遗址就是由众多的坑构成，分布密集但少有打破关系。坑分布具有规律，山体东侧由上到下分3圈分布，在山北侧、南侧和东南侧又各形成相对独立区域。南北两侧的坑区别明显。北侧的坑较大，且多有用火痕迹，填土中出土许多完整或可复原陶器与石器，陶器基本组合为瓶、罐、杯和器盖，部分坑内有人骨遗骸，有的为严重扭曲的未成年人，有的只有少量肢骨或人头骨，有的骨骼还被火烧过，可能与祭祀用人有关。南侧和东南侧的坑较小，基本没有用火痕迹，亦未见人骨，出土器物也少，坑内多放置1—2件陶瓶和罐。在近山顶东北侧，有被开凿平整的大平台，平台上南北向分布数个巨大的圆坑，均有较厚的烧土壁，可能是活动的中心区。在海拔最高处的山顶近中部地势平整，除有一红色圆形遗迹外，未见坑等遗迹，可能是祭祀活动的祭台。
墓葬有新的发现。迄今共发掘19座，皆为不规则的竖穴土坑墓，其中仰身直肢葬13座，屈肢葬5座，二次葬1座。屈肢葬中有2座为二人合葬。随葬品多少不一，有的一无所有。
建筑遗迹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侧平台，规模较小，一般呈长方形，火塘位于中部。
沟位于遗址东南侧，沟口宽近5、残深约1米，沟壁弧直，底近平。从沟底土质和沟的位置分析，该沟可能系挖膏泥加工遗址中众多坑的坑壁而形成。路位于东侧第一圈坑与第二圈坑之间的陡坡下侧，路内壁面上残留有烧土，但破坏严重。
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锛、穿孔石刀、石镰、石镞等。有肩有段石锛、梯形石锛、弧壁穿孔石刀等最有特色。
遗址中还出土大型的手斧形器。石镞出土较多，多呈扁叶形。
骨器、玉器和铜器数量少。骨器主要有骨镞和骨饰，玉器主要有有领镯、环，铜器主要有细耳饰、有段铜锛和铜凿等。
陶器制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型器物则直接用手捏成。以夹砂陶居多，也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基本是褐陶，由于火候不均，常见一件陶器不同部位陶色不同的情况。纹饰主要有罐口沿内外侧的瓦棱纹和陶瓶肩腹部的戳刺纹和颈部的细线纹。有极少量陶器器表经打磨光滑，并施有黑色陶衣。主要器类有细颈瓶、折沿罐、单耳带流杯、双耳带流盆、高领罐、敛口小罐、碗、杯、圆饼形器盖、喇叭口钵、折腹钵、豆等，其中，小平底瓶、折沿罐、带流盆、高领罐、单耳杯、器盖等是典型器物，其中尤以细颈瓶、折沿罐、杯、钵为基本组合。
鸡公山遗址
发现祭祀用人的人骨遗骸,考古学者推测,有砍杀儿童用来祭祀的风俗
鸡公山遗址山顶海拔1939．5米,遗址分布在山顶处,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薄,众多遗迹就在表土的草皮和耕土下,主要遗迹有祭祀坑、墓葬、灰坑、建筑等。
祭祀坑是该遗址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分布在遗址大部分地区,大小悬殊,坑壁普遍涂抹一层青膏泥,多数有用火遗迹。坑内埋有数量不等的陶器,多数坑内填土夹杂有大量的炭屑、红烧土和石头等,少数坑内还有人骨遗骸。由于相当一部分是儿童遗骸,考古学者推测,古人类已有将儿童砍杀后用来祭祀的风俗。
据了解,在鸡公山遗址中发现如此众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尚属首次。
建筑遗迹以残留的柱洞为主,根据柱洞分布的情况看,其建筑规模较小。
发现的部分墓葬墓坑上部、底部或墓旁都有一个小坑,土坑周壁抹有一层青膏泥,这应是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随葬品多为陶器。并出土一件用细青铜丝做的小耳饰,一件有段铜锛,这是整个遗址目前发现的唯一青铜器。遗址出土石器主要有弧壁穿孔石刀、小石锛和有肩石器。还出土大量完整和可复原陶器。从陶器反映的情况看,这组器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初步推测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在当地文化发展阶段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
据介绍,鸡公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研究分布在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组合,为探讨贵州地区和完善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吴家大坪遗址
发现3100年前的碳化水稻
该遗址与鸡公山遗址的出土物相同,时代也大体一致,该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碳14测年距今3100年。
鸡公山遗址和吴家大坪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碳化水稻。如此众多的水稻集中出土,不仅对探讨当时的农业种植、经济形态,还将为探讨贵州高原的水稻起源与传播以及坑的作用及性质提供全新的资料。
红营盘墓地
发现的陶器极为独特,贵州此前未见过
此次清理的26座墓葬,规模偏小,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部分墓葬有葬具板灰痕迹,为长方形板式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大部墓葬都有随葬品,出土有陶、石、玉、铜和骨器等,共计56件,其中兵器有柳叶形青铜剑、骨箭镞、青铜箭镞等,其中青铜剑明显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工具有铜刀、穿孔磨石等;装饰品有铜镯、铜指环、石璜、玉等;陶器组合有带流鼓腹罐、圈足鼓腹罐、单耳折沿罐、圈足碗(钵)、杯等,器表多为素面,另有少量乳钉装饰。陶器器形独特,为贵州此前所未见。
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与鸡公山遗址发现的陶器相比,陶器质量下降,推测,可能由于出现金属物品如青铜剑等,烧制陶器的技艺下降。另一种可能是专门烧制用来随葬的陶器,与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不一样。
陶器一般放置在头顶,少数放置在胸部;铜剑和磨石一起放置在胸腹之间;装饰品均为随身佩戴之物。
该墓地的时代大约在战国时期或更早。
银子坛墓地
发现儿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儿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
银子坛遗址位于红营盘墓地的西边,2处墓地相距约400米。分布在与红营盘墓地同一山梁的北坡上,地势稍低。该处墓葬分布密集,墓坑开口位于第4—6层下。已清理墓葬82座,出土陶、铜、铁、玉、骨、漆等质地的器物250件以上。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复杂的叠压打破现象,墓葬形制有从狭长形向长方形再向近方形发展的趋势。有明显板灰葬具痕迹的墓葬占相当比例。
目前发掘的早期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后期则出现多人一次葬和二次葬的合葬现象。葬式多为仰身,上肢和下肢摆放情况富于变化,后期的多人合葬,一墓内所葬个体在2—5人之间,并出现将颅骨置放在肢骨之上的捡骨二次葬现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清理的墓葬中有部分墓穴短小、入葬者的骨骼纤细,较明显是儿童墓葬,表明夭折的儿童也可以葬入公共墓地。有个别的儿童墓葬还有厚葬的现象。
葬具痕迹的发现,是此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在相当部分墓葬的底部和墓壁发现葬具板灰痕,从板灰痕看应是由侧板、挡板、底板和盖板合成的长方体板式葬具。部分葬具平面的板灰痕迹略呈“井”字形,但四角又似乎有角状装饰。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主要组合有单耳盘口罐、盘口深腹罐、喇叭口杯、折腹杯、喇叭口钵、浅盘豆等。主要放置在头顶,少数放置在脚侧,随葬陶器较多者则放置在头顶及身体两侧。部分陶器的肩部或口沿有刻划符号。
此外有铜(银)镯、铜钗、指环、铜带钩、骨、玛瑙管和玉珠等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少数墓葬随葬铜矛、铜剑等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应属于滇文化风格。银子坛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棺椁式葬具,随葬品中也出现了五铢、盖弓帽、铁器等,这些应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根据对这些汉式器物的观察,其晚期墓葬的时代约为西汉中晚期,而早期墓葬的时代也可能要早到战国晚期。
红营盘和银子坛两墓地紧邻,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却有很大差异,这为探讨当时该地的居民集团提供了重要资料。从两墓地青铜兵器的情况看,该地文化曾分别受到过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这又为贵州西北部在不同时期与巴、蜀、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考古价值
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中水史前遗址群的发掘，是贵州考古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是在贵州第一次揭露出功能较为全面的山区史前聚落遗址。鸡公山遗址面积虽不大，地层堆积也较薄，但由于它海拔较高、环境恶劣，得以相对较好保存。其聚落构成单元全面，有房屋、墓葬、灰坑、祭坑、沟和路等，分布有一定规律。特别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修复的陶石器，组合关系明显，为充分认识该类文化遗存的特征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二、通过对鸡公山等遗址的发掘，对该类遗址群的时代有了较为准确的推定。长期以来，对于滇东黔西一带发现的众多该类遗址，由于一直未作系统发掘，其时代只能笼统定为新石器时代，根据出土器物、遗迹的相对早晚关系和14C年代检测，鸡公山遗址群的时代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晚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相当于中原商周之际，距今3500—2700年。
第三、鸡公山遗址的发掘，对分布在金沙江下游以东以南、乌蒙山以西一带山间坝子的地方考古学遗址有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认识，确认出鸡公山文化。对中水鸡公山等遗址的2次大规模发掘，揭示出大量的遗迹和遗物，确定了典型遗址，为该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有了全新认识。
第四、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水稻标本为探讨云贵高原早期水稻农业提供了珍贵资料。鸡公山遗址在发掘的300多个坑中80%以上的坑都有水稻颗粒出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初步研究，鸡公山遗址水稻具有如下特征：1、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主要是大量的水稻，此外还有少量的小米，无其他植物，也很少有动物碎骨，种类较单一，不是普通居住遗址的食物构成，显示出该遗址的功能较为特殊，可能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这与根据坑的特征而推断的遗址性质吻合。2、部分坑内水稻成团胶结并被焚烧过，这是将米粒做成熟饭捏成团在进行某种活动时丢入坑内焚烧所致。3、水稻颗粒短胖，特别矮小，比现在水田种植的粳稻还短小，不像是水田种植的，可能是旱稻。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旱稻农业的实物遗存。
第五、中水鸡公山等遗址的发掘，初步建立起了滇东黔西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地方考古学时代序列，即鸡公山、吴家大坪遗址→营盘山遗址→红营盘墓地→银子坛墓地。同时遗址中出土的大双耳罐、有肩石锛和墓地出土的铜兵器等为研究该文化与周围地区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资料。
遗址影响
发掘揭示出数种古文化遗存，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考古的许多空白。目前虽然没有发现这数种古文化遗存间直接存在着地层叠压关系，但根据陶器可以看出它们彼此之间既存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又存在着相互联系。这些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的揭露，可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
鸡公山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空白，还为研究分布在贵州西北部与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典型器物组合，为探讨贵州地区和完善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鸡公山遗址中发现数量如此众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尚属首次，在云贵高原发现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山顶遗址，为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山地民族原始祭祀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红营盘和银子坛两墓地紧邻，但器物、葬俗和葬制等却有很大差异，这为探讨当时该地的居民集团提供了重要资料。从两墓地青铜兵器的情况看，该地文化曾分别受到过巴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这又为贵州西北部在不同时期与巴、蜀、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