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讨薪
贺卡讨薪
贺卡讨薪是农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资的单位讨薪，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贺卡讨薪是理性的，但只有当法律的理性发挥作用时，人情味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农民工的讨薪贺卡要达到目的，必须有相关部门对法律的严格执行。否则，农民工寄出的贺卡只会像肉包子一样，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唤回一些人的良心。
简介
贺卡讨薪是农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资的单位讨薪，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
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卡片内容都首先写上了“讨薪”的话，然后没忘写上“祝你快乐”等祝福语。贺卡讨薪显得非常理性，非常文明，既有创意，又充满人性化和人情味，令人耳目一新。贺卡讨薪是理性的，但只有当法律的理性发挥作用时，人情味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农民工的讨薪贺卡要达到目的，必须有相关部门对法律的严格执行。否则，农民工寄出的贺卡只会像肉包子一样，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唤回一些人的良心。
词义
词语：
贺卡讨薪
提示性释义：
农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资的单位讨薪，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
例句：
贺卡讨薪又是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
以情动人讨薪
祝你快乐 但别忘还我血汗钱
在年末的“农民工讨薪高峰期”，他们这种“首先表示出自己的礼节”的方式格外引人注目。
现场 贺卡写上讨薪语
30多农民工每人手里拿着一张贺卡，陆续来到他们事先约定的邮政局门前。他们有人手上的贺卡已经写上讨薪的话，贺卡仍空白的人把贺卡放在邮政局门前的台阶上蹲着
开始书写。“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给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我祝你猪年发大财。”富平县的农民工唐宏耀这样在贺卡上写着。这张贺卡是他花了6角钱买来的。和他一样，所有人的贺卡上的邮编都是“710054”，这是他们从邮政局询问得知的，收卡人均为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内容都首先写上了“讨薪”的话，然后，他们没忘了写上“祝你快乐”等祝福语。1小时后，这一张张满载着期待的贺卡被慎重地投入邮筒。
缘由 儿寄贺卡给灵感
除了唐宏耀等少数人外，这30余人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均是木工。2006年春节后，他们来到西安阎良区一处工地开始工作，直到两个月前完工。“工作期间，每个月都是只发约200元的生活费，没发工资，但是大家都想着等工作完成就会给。”来自四川南江的符仕波说，两个月以来，他们几次找工程的项目经理要钱无果。这些人被拖欠的工资由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加起来有30多万。
在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要回工资的时候，符仕波5岁的儿子给他寄来了一张贺卡，要爸爸回家的时候给他买个玩具。符仕波当过3年兵，以前在广州一家汽车公司做过4年的车间主管，儿子的贺卡给了他灵感：“去年在银川打工没要到工资，我们就把路堵了，结果被民警教育，知道违法了。我就想给八建的人发一张贺卡，估计会有一些效果。”符仕波把这个想法跟工友们一说，大家都同意了。
背后 讨薪新招频出应警惕
“虽然这种讨薪方式效果尚难预计，但不失为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挺有创意。”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传中心主任赵润录说，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应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讨薪首先应该选择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这是解决拖欠工资比较有效的途径。
对于这种新颖“讨薪”方式，因这种方式没盲目采用威胁等手段，许多市民表示赞同。但也有人认为，农民工用各种自己“创造”的方式来吸引社会关注，却绕开合法合理的渠道，这种越来越多的现象本身就说明，正常讨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畅，从而失去部分农民工的信任，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以理服人讨薪
带工头老爸 找民警调解
他们为西安“城市之星酒店”搞装修，经调解，工头虽支付部分欠薪但仍强扣近900元
忙碌了一年，春节临近，四名湖北农民工却因工钱被欠，有家迟迟不能回。屡次讨薪未果，农民工一怒之下，将工头的父亲送到了派出所，找民警评理。昨日上午，在媒体监督和警方协调下，工头支付了部分欠薪。但出人意料的是，工头仍强扣工钱近900元，并以此要挟农民工保证媒体不曝光，否则“余钱有权不给”。
屡次讨薪讨来欠条
2006年12月初，在西安打工多年的湖北农民工李保静四人经人介绍，接到给小北门附近的“城市之星酒店”搞装修的木工活，领工的江苏人姓许。中途，许某离开工地回家，并说钱由江苏的另一个工头张先国支付。
李保静说，他们找张先国，张让他们留下并说钱由他付。干到今年1月10日，李要回老家，张称干到1月14日晚再说，后来干脆说没钱。好说歹说之后，张给他们四人各打一张欠条，写明1月15日先付每人一千元，余额17日付清。1月15日，李保静四人接到张电话，于下午2时到工地领钱。随之未果，双方发生激烈争执，险些动手。李保静说，后来，张先国答应先给一些钱，李保静四人每人领到700元后，离开了工地。
1月17日上午，李保静等人按约定再次到工地拿钱，但被另一名工地负责人王某阻拦，王某说“不干活的人不许进工地”。李保静四人气愤至极，却没有办法。这时，他们看到张先国的父亲买菜回来。
李保静说：“张先国父亲有60多岁，我们就让他一起到派出所给评个理。我们到派出所一说情况，派出所让找市劳动局，打电话到劳动局，工作人员解释说‘是个人经济纠纷，只能找法院’。”
扣下近900元要挟农民工
父亲被带到青年路派出所不久，工头张先国和负责人陈某等人先后赶来。工地负责人陈某称：“他们是绑架。就算不是绑架，也是非法拘禁，工地上有好多人看到了。”负责调解的民警称：“不存在‘绑架’一说，也没多大纠纷，让双方协商解决”。
经过反复协商，昨日下午李保静四人拿到了2000元工钱，但仍有近900元未拿到。李保静说，在拿钱之前，工头等人让他们写了一个保证书，被要求保证不让媒体曝光。如媒体曝光，余款工头有权不给。
温情讨薪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引起了上下的普遍关注，各级政府都为之出台了相关政策和制度，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确实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农民工年末讨薪行为还是屡屡发生，说明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还不够，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的执行还不尽如人意。既然如此，在年终岁尾，农民工的“讨薪贺卡”就是一种警惕和提醒。而且，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农民工处于绝对的弱势，向有关部门求助，由公权力出面协助讨薪，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从本质上说，这是农民工无奈之下吸引社会关注的“讨薪秀”，并非真是寄希望于“贺卡讨薪”。但，即便是作秀，“贺卡”却为什么不寄给政府职能部门呢？如此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公共援助不是更多更大吗？显然，“讨薪贺卡”应该寄给谁却没有寄给谁——由此折射出一个问题：合理合法的讨薪渠道，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畅，逐渐失去了农民工的信任。这是值得警惕的“苗头”。
讨薪艺术
贺卡讨薪、锦旗讨薪，均可以定性为“温情讨薪”。积极地看，都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守法维权”，显示了农民工素质和创造力。但消极方面不容忽视，理性过度，近乎乞求，尽管也算是讽刺，但此举却是“欠钱是大爷”的民工版，是黑色幽默。 在“温情讨薪”之前是“过激讨薪”。跳楼、罢工、绑架、堵路、女工脱衣
等等。这些不理性的行为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但也带来诸多悲剧，其不利稳定的成分越来越明显。有的地方曾以“恶意讨薪”定性，公众对“讨薪秀”似乎越来越淡漠。在舆论与执法等多重作用下，不同程度地减弱了过激讨薪的势头。尽管主流看法依然是同情，但同情中有了更多理智的判断。“讨薪艺术”越来越高明，但均是处于“量变”，因为，无论什么模式，个体或群体讨薪，农民工都处于弱势；依法维权或依法讨薪渠道不畅通、不完善；农民工与舆论无形中形成了“讨薪同盟”；而且，最好的结局是如数发了薪水，拖欠者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可以说，这些方面的“互动”，是讨薪“经久不衰”的内因。
怎样才是“质变”呢？是农民工理直气壮、方便快捷地讨薪，因为一旦法规健全，企业老板就不敢也不愿欠薪，舆论则侧重于讨薪之前之后的“围追堵截”。如此，农民工就会把“创造力”移到其他方面，比如建设都市文明。法制或执法前进一小步，农民工讨薪模式前进一大步。
讨薪创意
中国自古便有“勤劳致富”的文化传统，正是怀着这种憧憬，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涌进城市。不幸的是，就在许多农民工夜以继日为一座座城市的拔地而起贡献自己的血汗时，生活却给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就在他们盼望美梦成真时，“勤劳致富”却在一夜之间裂变成两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在程序上，他们无一例外地“勤劳”，不辞辛苦；另一方面，在结果上，他们奔波在讨薪的路上，尝不到“致富”的滋味。 参与“贺卡讨薪”的农民在贺卡上这样写道：“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给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我祝你猪年发大财。”“贺卡讨薪”从何而来？创意来自一个叫符仕波的农民。他收到儿子寄来贺卡，要求他买个玩具带回家。受此启发，符仕波便想到了用贺卡讨薪。尽管透着人情的温暖，但是我们从中同样读出许多无奈。这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细节。显然，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付出劳动获得薪水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必像小孩央求父母那样的唯唯诺诺、战战兢兢。
面对“贺卡讨薪”，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传中心负责人现身说法，指出农民工讨薪首先应该选择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这是解决拖欠工资比较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并非没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经过这么多年“讨薪文化”的熏陶后，难道农民工不知道应该寻找公权力的支持。
显而易见，农民工并非愿意低声下气、温情脉脉地讨要自己的劳动所得。当法律的威仪没有得到伸张，我们仍旧停留于指责或教育农民工不知道通过公权部门维权，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同样意味着不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指责或教育的滥用更意味着我们可能陷入一种不义，即通过指责民众“无知”来掩盖法律或公权“无力”的尴尬局面。每个人都有驱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法律能够让伸张正义更加简便有效，农民工自然会通过法律来寻求解决。
事实上，面对每年大面积的欠薪行为的发生，我们在这里讨论农民工以何种方式讨薪，如何通过法律维权，同样有着自己深刻的悖论。显然，当下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借助法律使欠薪行为不再发生，而不是在欠薪发生之后研究如何去讨薪。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假如一个地方常年有人纵火，最重要的自然是将纵火者绳之以法，而不是从政府到民众各顾各地推销自己的灭火产品。
贺卡讨薪”事件
又是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这一回，虽然没有扯出横幅聚众堵路，没有爬上高塔以死相逼，但在彬彬有礼的背后，透露的依然还是那份辛酸无奈。30多万元被拖欠的工资，两个多月徒劳的追讨，30多位盼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一个个把希望和祝福写在贺卡上，寄给讨薪对象——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的领导。 陕西富平县的农民工唐宏耀这样在贺卡上写道：“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跟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我祝你猪年发大财。”（《中国青年报》1月24日）字数不多，也无文采，但确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满纸辛酸，万般无奈，大概稍有些恻隐之心的领导，都不能无动于衷吧？但也说不定，这年头还就是有些人信奉“动什么不能动感情”的处世信条，对钱特别亲，对穷人的心特别狠，想感动他们就好像牵骆驼过针眼一样难。
其实，“贺卡讨薪”，也并非民工们想与时俱进，时髦一把，而实属无奈之举。他们也曾寄希望于法律，可是成本高昂，程序复杂，旷日持久，即便打赢了官司又碰上执行难，也未必能拿到钱。他们更希望和欠薪的公司领导面谈提出要求，可是那警卫森严的办公大楼他能进去吗？即便侥幸进了办公楼，那警惕而势利的秘书、办公室主任能让他见到领导吗？再退一步说，即使有幸见到了领导，“日理万机”的领导能耐心听他诉说吗，还不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
两个多月里，民工们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什么招都用过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民工们才想到了“贺卡讨薪”的办法。不要以为他们下这个决心是容易的，一张贺卡一两元钱，对于一个早已囊中羞涩的民工来说，可能就等于三四个馒头，等于一天的伙食费，而且还担心这被寄予巨大希望的贺卡会不会寄到欠薪公司领导手中，人家会不会看。就像契珂夫笔下那个可怜的孤儿万卡写给爷爷的，寄予满腔希望的、却既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的、注定收不到的信。
喜剧大师卓别林曾形象地讲到喜剧与悲剧的区别：寒冬腊月，从楼上扔下一块冰，掉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头上是喜剧，掉在冻得发抖的乞丐的脖子上就是悲剧。同样道理，猪年将到，满天飞的、写满“万事如意”拜年话的贺卡，是喜剧；而欠薪民工用贺卡讨要辛苦一年工钱的，就是活生生的悲剧。
随着贺卡的满世界飞舞，辞旧迎新的气氛已开始慢慢变浓了。据说猪年是个很吉祥的年头，将心比心，那些欠薪公司的老板、领导，也别光顾着自己家“肥猪拱门”，能不能也发发“慈悲”，想想办法，早日发还欠薪，让欠薪民工也能回家团圆，多少享受一点猪年的吉祥气氛？
讨薪贺卡是轻飘飘的，而我们的心却是沉甸甸的。
苦中作乐
彻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已喊了几年时间，有关部门也曾制订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时间表，虽然我们不否认拖欠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要说彻底，恐怕还任重道远。拥有1.5亿人以上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从业人员供大于求，加之缺乏必要的社会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工资拖欠现象断不会在几年时间内，如同想象的那样闪电般“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另一方面，现行法规的监管乏力，已经造成“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风气。而近几年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方面的工作，给人印象突出的是具体解决了一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但在完善和强化约束惩戒机制上，仍然乏善可陈。在这样的语境下，“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风气当然谈不上根本扭转，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就谈不上根本解决，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跳楼、自残、被殴等屡有所闻，以至于农民工讨薪早已成为并仍然是辛酸的话题。
所以有“贺卡讨薪”这样的新鲜“创意”，不是他们有太多的闲情逸致，更不是他们有过剩的“灵感”， “贺卡讨薪”只不过苦中作乐而已。多少人亲历、亲见、亲闻了艰难的讨薪历程，多少次被劳动部门和法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多少回被欠薪的老板怒目而视……曾有法律专家指出，农民工讨薪需支付三倍的成本。于是，心中纵有千悲万苦，生活的理性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家中的儿子寄来了贺卡，于是这偶尔的“灵感”生发了“贺卡讨薪”——有枣没枣，先打上一杆子，权当自娱自乐！。
农民工这自娱自乐的“一杆子”，还能指望打下多少“枣”来吗？农民工这苦中作乐的“一杆子”，打在监管乏力的身上，更打在我们的心上！
讨薪直评
讨薪贺卡会不会成“肉包子”
农民工以“讨薪贺卡”的方式讨自己的血汗钱，岂止是“有创意”，而且还非常“有理性”。农民工不再“极端讨薪”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啊。只是，如果没有真正有力的机
制保障他们的利益，这种“创意”只会是对欠薪现象和讨薪无力的一种嘲讽，而他们那一张张“富有人情味”的讨薪贺卡，也难免成为一个个“肉包子”，荡不起半点涟漪。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目前，我们的社会已经失去了许多是非观念。在是非非常明确的欠薪事件中，欠薪者可以冷血地面对农民工的无助，甚至殴打讨薪者；相关部门居然也硬不起来，虽然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
欠薪无异于抢劫，可相关部门的“足球”也踢得有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逼着农民工产生讨薪的“创意”———上高楼、上高架桥、自残等。不过，相关部门说了，这些方式是极端的、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果然，也追究了一些“自杀讨薪”者的责任。但是，这不像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反而有点像给欠薪者撑腰。欠薪现象不见减少，跳楼讨薪也继续增多。看来，追究跳楼者的法律责任并不能威慑住“前跳后继”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相关部门对欠薪现象的无力乃至无能上。
“讨薪贺卡”是理性的，但只有当法律的理性发挥出作用时，“人情味”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农民工的“讨薪贺卡”要达到目的，必须有相关部门对法律的严格执行。事实上，“讨薪贺卡”本身只能起一个提醒的作用，真正为农民工讨薪的，不是这张“贺卡”，而是背后有效的法律运行机制。如果法律运行机制不畅，农民工寄出的贺卡，只能像肉包子一样，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唤醒一些人的良心。
温情讨薪不如重罪清欠
不妨看看每年的清欠状况，或是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清欠，发现一起，解决一起；或是凭借记者报道和社会关注，凭借媒体效应和领导人的关注得到解决；或是被逼无奈，农民工爬上塔吊、楼顶，用极端方式达到维权目的。这些做法仍然不能唤醒不良企业和不法老板的良心发现，他们在既得利益中和法律、政府、社会进行各种顽固的对抗。社会巨大压力还不能唤醒本真，弱势民工有气无力的“温情贺卡”能得到多少讨薪效果呢？在厚颜无耻面前，彬彬有礼反倒成为了一种软弱无力，纵容了继续违规的不良动机。
“温情讨薪”不如“重罪清欠”。想到了香港关于讨薪的做法。
据新华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去年共审结违例欠薪个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有两名公司董事及1名雇主因违例欠薪被判监禁，1名雇主被判罚款11.4万港元。在建筑业雇主违例欠薪方面，去年因欠薪当事人被定罪的传票共有261张，较2005年增加85%。正是这种司法“重罚”、检控和定罪等，构成了对违规者风雨不透的司法重罚网络。 《香港雇佣条例》明确规定，从2006年3月30日起，香港企业雇主如不按时履行支付工资及雇佣合同责任，完成年终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项，最高罚则已提高至罚款35万港元及监禁三年的刑罚。有了这种司法监控和“法治高压线”，并且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认真执行，谁还敢轻易违规呢？
“温情感化”不如提升处罚成本，加重刑罚代价。劳动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在中国，对恶意欠薪者太温柔了，欠薪者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堂而皇之地再接其他工程，照样发财”。全国总工会法规一处处长关彬枫也表示，“现在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症结在于违法成本太低”。他认为，既然我们用民法、劳动法及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遏制这类丑恶的社会现象，就应该考虑用刑法来调整。(1月7日《工人日报》 )
虽然内地法制环境不同于香港，但欠薪违规情况却是大同小异的。正如专家所言，“建议修订《刑法》 ，设立‘拖欠劳动报酬罪’并制定相应司法解释，以制约恶意欠薪者”，将拖欠工资当作违反《刑法》的恶劣情节，当作扰乱经济秩序的罪魁祸首，给予严肃司法处罚。我想上述“温情讨薪”也就根本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