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
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
《皇汉医学丛书》是由陈存仁先生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1936年初刊。由于该丛书卷帙浩繁，读者阅之不易。应读者要求，学苑出版社邀请中医古籍专家钱超尘教授、汉方医学临床专家黄煌教授，联袂将日本汉方医学著作中“临床指导性强、效率高”的专著进行重新精编、增补，这就是《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
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
全书共五册：
1，《北山医案》北山友松被誉为具有“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自有神识迢迈，触手生春之妙矣”。他擅长象胥学，又融通儒释道三教，并从中领会、学习仲景奥旨，还师从戴曼公而深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又谓皇朝医风不可不研，乃师从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
《北山医案》记录了北山友松生平治病的部分医案。本书对各医案的记述全面，脉证俱详，且多有诊疗过程中的治病思路，以及所涉及到的《内经》、《难经》、《本草》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即用经典的论述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方针，同时又用疗效来反证经典的权威和正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告诉今人如何治病。
2，《腹证奇览》
腹诊是从公元16世纪末起在日本医学界逐渐兴起的独特诊法，视《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为渊源，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难经派”与“伤寒派”两大腹诊流派。
难经派腹诊，在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均源于《难经》“八难”、“十六难”、“六十六难”等，重视“肾间动气”，将腹部与脏腑相配以诊断邪气所在，判定脏腑虚实、疾病预后，确定治疗方针。伤寒派腹诊，主要依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相关论述，阐述腹诊之法，探讨理法方药。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崛起，伤寒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为越来越多的日本汉方医家所接受和运用。
在诸多腹诊专著中，稻叶克所著《腹证奇览》及其弟子和久田寅所著《腹证奇览翼》，为伤寒派腹诊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融入了难经派腹诊的部分内容；图文并茂，互明腹诊之法；理术同论，详细阐述方证之规；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腹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因而被日本汉方医家奉为圭臬。
3，《日医应用汉方释义》
汤本求真是20世纪初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毕业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长女患疫痢而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对西医的信念逐渐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椎》出版，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汤本求真由此尊和田启十郎为师，立志复兴汉方医学。1927年6月至1928年9月，所著《皇汉医学》三卷陆续出版，“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皇汉医学跋》）。又著《应用汉方医学解说》以羽翼《皇汉医学》，书中荟萃吉益东洞、邨井杶、尾台榕堂等著名汉方医家言论，并引用当时之现代科学理论，阐述仲景经方之精奥旨趣，以期东西医学之融合。作者延承古方派“实证亲试”的学术风格，书中方剂多为亲自实验而有效者，对机理的认识亦多有实践基础为支撑。华实孚先生翻译本书时，定名为《日医应用汉方释义》，194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4，《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
大冢敬节（1900～1980），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1927年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开始学习研究 汉方医学，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去虚饰，重实际，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冢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仍前书“后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汉方医学，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去虚饰，重实际，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冢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仍前书“后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5，《聚类方、药征及药征续编》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号东洞，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承前启后之中坚人物。他认为医学有疾医、阴阳医与仙家医三个流派，只有扁鹊、仲景所行疾医之道最为正宗，故秉承并弘扬仲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精神，极力倡导实证亲试，极力反对虚言玄揣。
于此，从 《伤寒论》 与 《金匮要略》 中选出220首方剂， 并以方为类目， 汇集仲景相关论述， 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 名之曰《类聚方》。阴阳五行、 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亦无所取，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此乃东洞翁深入钻研仲景学术，而突破条框藩篱的创新性思想结晶，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
《药征》收载药物53种，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品考”一项，简述药物产地及品质优劣，其中对日本所产药物的强调，显示出了当时汉方医学界在药物“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倾向。
邨井杶（1733—1815），名杶，字大年，号琴山，先后师从古方派医家香川修庵、山胁东洋、吉益东洞，认为东洞翁取扁鹊之言，据仲景之术，斟酌古今，开二千年之眼目，乃医家正统。“征之于日用之事实，试之于日用之证候”，“窃补先师之遗”而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所循体例一仍《药征》。
此三书切实贯彻了东洞翁“实证亲试”的精神，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展示了独特的遣方用药理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