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邦
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 ）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霍布斯邦：一个爵士化的左派
政治信念，尤其是左派信念，是不是像雷蒙阿隆所斥，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鸦片”呢？许多自由派思想家往往低估了作为一个左派的隐秘而牢固的心理根源——为无产者请命、为弱势群体呐喊、为小人物代言、进而为那些“无命运者”书写一种命运，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个人情结和信仰被天然合理化。左派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就是一个例证。
霍布斯邦恐怕是当今名头最响的左派史家了。因他史笔恢宏，人送他一诨号，唤作“左派雄狮”。但今日依然健在的他其实是一糟老头，瘦矍，大鼻子，大黑框眼睛，相貌酷似影人伍迪艾伦。和伍迪艾伦一样，他也是犹太后裔，而且酷爱爵士乐。在“十九世纪三部曲”之三的《帝国的年代》一书开头，霍布斯邦热情回忆了双亲的相识。“日不落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成就了一位维也纳富家女子和一位来自伦敦的俄国犹太后裔的男子的姻缘。一九一七年，霍布斯邦在埃及出生。不幸的是，双亲很快早逝，伯林的叔叔收养了他。也许是因为犹太血统，或者一口英语，或者生活上的经济困难，或者更直接的就是希特勒的上台，少年时的霍布斯邦对共产主义一见钟情。十四岁入党，历经冷战、斯大林主义，任凭共产主义运动潮起潮落，他独矢志不渝，岿然不动。这种固执，甚至到了不顾非议，对斯大林极权统治加以默认的程度。这种执着该作何解释呢？一个孤儿、一个无根的犹太后裔、一个伦敦上层的局外人内心天然涌动的反资产阶级意识吗？
在其气势恢宏的大手笔“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以及《帝国的年代》）中，霍布斯邦的确是以这样一种“写意”的方式，宣告了资产阶级世纪的盛极而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必然崩溃。就基本内容而言，霍布斯邦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描绘，显然并没有越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资本主义在“革命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的年代”自由扩张，在“帝国的年代”陷入垄断性竞争，最终导致二十世纪——也就是霍布斯邦所说的“极端的年代”——的两次世界性大战。值得注意的，倒是霍布斯邦对十九世纪历史的写法。正如“三部曲”扉页上所言，“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和哀怨动人的浪漫情怀的完美结合，诉说了十九世纪的难忘故事”，这种在写实中融入写意、在“大历史”中穿插细笔的历史表达法，并非霍氏独创，但在左派的历史书写中，也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革命的年代》一书，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有趣最飞扬的一部。在谈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所带来的影响时，霍布斯邦举的例子是哲学家康德作息时间的改变；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在他看来，拿破仑“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他还是十八世纪的文明人、理性主义者。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这种弥漫的革命浪漫精神和乌托邦情结，甚至使霍布斯邦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上也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造反的身影。
为资产阶级撰史，并不是霍布斯邦的意图所在，或者说，他通过资产阶级的反史想表达的只是无产阶级的正史。“十九世纪”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世纪，但它注定无法自我定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它才能得到注解。当“双元革命”开启资产阶级的历史时，也就同时开启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命运要么是争取成为资产阶级，要么让自己忍受折磨，要么就是造反。而“造反”，成了霍布斯邦的左派情结所在。在那些“原始的叛乱”、那些“盗匪”身上，霍布斯邦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原型。甚至，在爵士乐上，他也同样挖掘出了无产阶级因素。在他另外一部著作《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中，他如同描述一场劳工运动一样描述爵士乐浪潮——“爵士乐是十九世纪末从西方工业社会的平民（主要是城市平民的）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多种新兴文化艺术创作之一。它们最可能的滋生地是那些大城市中的娱乐业街区所固有的特殊化的流氓无产者环境，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特定的亚文化，独特的男性女性的固定模式，服装——以及音乐。……英国的爵士乐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大众基础，因为它空前庞大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对于欧洲来说是惟一可辨认的、城市化的、非传统的生活方式。”
霍布斯邦的左派，是一个爵士化的左派，充满着即兴、贱民和理想的色彩。在“十九世纪三部曲”的“序言”中，霍布斯邦一再强调他的书是写给“有一定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看的，实际上也就是写给新无产阶级看的。因此他强调高度通俗化，漫说口吻，大历史，理想气质——霍布斯邦的这种历史写法，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位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房龙，但是霍布斯邦在历史中灌注的不是自由主义的人文信念，而是共产主义信念。正如他在“三部曲”结尾所认定的那样，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十九世纪的基本精神，“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自命代言人，则企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对共产主义者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一项重要的承诺。而表达这个承诺甚至比实现这个承诺更为紧迫。
一九九八年，在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而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导言“里，霍布斯邦如此评价这部无产阶级“圣经”——“面对这份震撼人心的小册子所呈现的热情信念、精准简洁的论述、强烈的知识与风格魅力，新读者几乎很难不为之心折”。显然，这几乎就是霍布斯邦在“十九世纪三部曲”里所梦寐以求的左派风格的最佳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