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营
刘家营
刘家营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其村民是是蒙古斡罗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时期即定居于此，总人口约100。他们曾保有祖谱，但长期以来，却隐瞒民族成分，称为汉族。直到1979年，他们才以出上的墓碑为据，申请恢复祖籍，1980年得到核准。
中文名称：刘家营
行政区类别：村
所属地区：山东临淄
地理位置：刘家营位于淄河东岸1公里
人口：现有居民278户、1008人
聚居：山东省惟一的蒙古族聚居村
墓碑简介
墓碑共二方，以第一碑最具历史价值。该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丙戌（六年，公元1346年），为纪念到临淄来的高祖刘五公而立。碑文曰：“高祖五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值“李侯兵革”，五公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主将见他“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其后代遂“因留曰姓，故曰刘。” “至元八年，蒙 圣恩添蒙古军力，每军拨赐草场地七顷，以赡军役，始得至于营丘。为是弓马熟娴，累有功效，至元卅年蒙 圣恩，公充本翼镇抚，不幸而卒。”
碑末附有自五公至其曾孙清驴的四世谱系。
碑文简介
这通碑文的出土为刘家营村的蒙古族提出了恢复族籍的实物见证，也可以从历史记载上找到印证。由于当地居民受文献知识的限制，碑文中的某些记载他们还模糊不清，如“斡罗那歹”、“李焕兵革”等需要解释。今据《元史》等书有关史实，为碑文作一初步笺证。
关于斡罗那歹
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氏族。据记载蒙古世系和成吉思汗历史的蒙文汉译《元朝秘史》（一称蒙古秘史）说，从传说的蒙古始祖开始，到第18代时有一人名抄真斡儿帖该，此人生子六人，长子叫斡罗纳儿，他的子孙就以斡罗那儿为姓氏，也叫斡罗那儿台。《元史》上有斡儿那、斡鲁那台、斡刺那儿几种写法，都一样，因为是译音，没有一定的字。斡罗那儿是第十九代，成吉思汗是第二十三代，但他们不是直系。成吉思汗创业建国时，斡罗那歹族的阿术鲁、巴刺、乞失里（启昔礼）等人都立有功勋。乞失里的曾孙哈刺哈孙在元世祖时曾做大正宗（大司法官）、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元成宗时为中书省右丞相。巴刺的曾孙买闾在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曾考取进士（见《元统元年进士录》，称斡罗台氏，巴刺写作八郎）。可谓人才辈出。碑主和上举诸人的关系不明，但可见斡罗那歹在元代是一个大族姓。正如碑文所说，“念斯宗派，其来远矣”。
关于“李侯兵革”
李侯是李璮，《元史》卷206《判臣列传》中有他的传。称他叛臣，因他本为元臣，后举兵叛元。李璮，潍州（今山东潍坊）人，金末“红袄军”（反金起义军）首领李全之子（一说养子）李全初归宋，后被蒙古军包围降蒙古。李全死后，李璮袭父职管益都行省，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叛元降宋，歼蒙古戍兵，攻取益都，人据济南。是年七月，为蒙古军包围，投大明湖未死，被俘处死。碑文说五公被俘，即指李璮反后对蒙古驻军的打击。但文中所指释放五公的“将”是否李璮，还不能肯定。李璮既然叛元，为什么碑文作者还称他为李侯而不指名，也不说他是叛乱而只说“李侯兵革”呢？按碑文未作者署名为“野齐愚叟前乐安县教谕李居仁”，是个汉族文人，可见汉人对李璮起事是抱同情态度的。有一条野史记载，在李璮投水后，一位姓黄的老人对他说：“相公为天下不平，做出这事，何故自陨？”并把他引出水来。（见祝允明《前闻记》“李璮”条）也可与碑文所记互相印证。
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出，即在平定李璮之役中，前引斡罗那台氏阿术鲁的孙子怀都在围攻济南时奋勇作战，立了头功（《元史?怀都传》），怀都和五公虽看不出有近亲关系，但足见斡罗那歹这一族人在元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还是很活跃的。
谱系的启示
碑文未所附五公四代谱系也说明些问题。首先，谱系除记男方名字外，也记下他们配偶的姓氏。如第一代碑主五公妻白氏；第二代四子：长子捏可罗妻马氏，次子艾也赤妻周氏，三子僧住妻冯氏，四子忽都妻冯氏；第三代捏可罗三子：长子达儿妻吕氏，次子咬儿妻马氏（达儿、咬儿后告有卒字疑是说其已死，不连人名），三子头口委许氏。艾也赤一子：囊加歹妻滑氏。增住二子；长了完者台妻王氏，次子合住未婚。忽都二子：长子百奴妻雷氏，次子系住马未婚；第四代只有囊加歹一子清驴妻周氏，一女名大姐，适徐（嫁徐姓）。以上这些女性的姓，除白和马二姓可能为回族姓外（但也不一定，因汉人早有此二姓），其他姓皆为汉姓，而仅有的一个女儿大姐所嫁的也是汉人。这说明人居中原的蒙古人，特别是蒙古军人，他们多半同汉人结婚，这一现象非只这一例，不过因五公所驻，僻在农村，更为突出而已。这表明蒙、汉民族间的亲密关系，为民族融合添一例证。
营丘刘公
其次，关于刘姓问题。碑文开始即称“营丘刘公”，似乎这位五公就以刘为姓。但以后碑文又说：“后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刘。”那就是刘公的后代才取刘为姓了。这是不错的。据《临淄巡古》（1989年10月，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书120页所说：“前三代的名字均沿袭蒙古族无姓氏的习俗，第四代才因留曰姓，故曰刘。”这似乎不差，因碑文话系止于第四代，但立此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时已以刘为姓，不过，在谱系上连第四代（清驴）还是蒙古名字，这可能是沿袭蒙古族虽有姓氏（如《元史》称成吉思汗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多作乞颜）但只称名字的习惯。又据《创世界的人们》（198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275页记刘家营一蒙族长辈叙家话说：“一世：五公；二世：涅可罗、文也赤、僧住、忽都；三世：达耳卒、咬耳卒（尔、耳，原作儿，卒可能是已死之义，见前）完者营（营作台，见前）百奴、系住马；四世：清马辛（马辛应可作驴，见前）；五世：福通；六世；刘爵；七世：刘兴；八世：刘廷；九世：刘本皋……”可见，直到第六代，他们才以刘为姓，名字也汉化了。这时已到明朝，他为了避免受歧视和迫害，才把以前曾经取过但未用过的刘姓正式公开应用，连名字也不再用蒙古叫法了。可能这时在外面已自称汉人，而祖祖辈辈却牢记自己的根，世代相传，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了自己的祖籍。
元史
最后，《元史》仓促成书，元《氏抵族表》。清代学者钱大昕为补其缺，作《元史氏族表》，其中斡鲁那台氏族只列四家。其后柯劭忞、屠奇二人在其《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中的《氏族表》踵袭钱氏，无甚发明，且不免有讹误。五公谱系写于元末，为蒙古杜鲁那歹氏族添一新家族，虽然五公本人的蒙古名字不详，但其谱系却确凿无疑，这就是对《元史氏族表》的一个贡献。这一家族的世系一直绵延到今天，这更是很难得。
1990年10月15日，笔者有幸和淄博市周村区、临淄区政协和史志编写人员参观了刘家营，晤访了村党支书记蒙古斡鲁那歹氏后裔刘玉德同志，扪读了元碑颇有收获，异常兴奋。以其有关元朝和蒙古史，略记所见所知如上，并以此作为送给《历史教学》创刊40周年的贺礼。
碑文摘要及家谱
原文
（上略）兹以营丘刘公者，系斡罗那歹之人也。念斯宗派，其来远矣，追述往事，未达其译。（略）谱曰：高税五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念其祖考，已经变乱，失散他乡，各茔元今无可取。又经李侯兵革，势不能敌。彼虏鞭之使跪。公曰：“莫跪，吾上为国家出力，岂能跪汝乎？”兵怒，遂加刃欲去其胫，终不曲（屈）。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刘。至元八年，蒙圣恩添蒙古军力，每军拨赐草场地七顷，以赡军役，逐得至于营丘。为是弓马熟娴，累有战功，至元卅年蒙圣恩，公充本翼镇抚，不幸而卒。（略）弟忽都奉承史命，惬力同心，谨舍囊箧之资，敬赎翠岩之玉。（略）孤哀次子增住。家谱不具，请鉴之。
时至正丙戌岁中吕月望日祭僧住忽都囊加歹③等立野齐愚叟前乐安县教谕李居仁
益都县石匠黄义 弟黄让刻
备注
注释：
①谱中的考、妣指其人已死，考称父，妣称母。
②捏可罗二子“达儿卒、咬儿卒”二卒字言其人已死，不应看作人名。
③立碑人名原文“囊加歹”名在增住。忽都下，与其辈份不合，歹下并多一“立”字，疑问立碑时误写，今改在忽都下，并略去歹前“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