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简介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到处网织罪名，肆意打击、迫害老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他们迫害老干部，制造的一起大冤案。
背景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1936年8月30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影印件。
过程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
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在1931年,原中共河北省委被破坏,省委负责人陈原道、郝清玉、周启敦、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被捕。1931年2月,殷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委从天津迁到北平。6月省委秘书长郭亚先(果振祥)、军委书记廖划平、团省委书记李国玉、河北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被捕叛变。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包括顺直省委即后来的河北省委、省军委、青年团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殷鉴、杨献珍、薄一波、刘澜涛、董天知、韩均、张友清、赵林、李楚离、田星云、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冯基平、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刘格平、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扶屏、黄建纯、马辉之、朱则民、孔祥祯、赵明新、高仰云、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继被捕入狱。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年7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开始局部反攻。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正着手进行。
宝塔山下，春风杨柳，红旗飘飘。
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当时，他还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刘伯承。
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论，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却又将它作为一桩历史疑案，重新提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欺骗各中央委员。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当时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据说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这起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们怕张闻天如实说出当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议的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和关押监护。
1968年4月的一天，两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了张闻天。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便被罢免了一切职务，离开政坛，在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邀研究员。来人自称是“康老”派来的，他们严厉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原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之前曾向张闻天追问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杳无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自己批准的。于是，祸从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将张闻天夫妇带走，实行关押监护。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监护才被解除。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真理终会战胜邪恶，问题总会水落石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平反经过
康生一手策划假案成铁案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也批准了。
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1967)9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诬陷六十一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从此，由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同意，以党中央文件形式确认的铁案。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薄一波惨遭迫害阴霾密布
1967年初，正在广州疗养的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受到康生等人的无情批斗和残酷迫害。他的夫人、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胡明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也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8岁的薄熙来、16岁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监狱。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后还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许多老同志从监狱释放出来。2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薄一波宣布说：“经毛主席批准，解除对你的监护。”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孩子们获准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时薄一波才知道夫人胡明已去世，不禁热泪盈眶。
5月9日，中央专案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找到薄一波，责令他三日内立刻到河南安阳去。薄一波拒绝了：“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专案组不断来人催赶，并且扬言要采取强制措施。但薄一波坚决顶住，绝不受他们的摆弄。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又写信给邓小平，请他呈转毛泽东主席。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他说：“那次出狱的整个经过，都是中央决定的。硬说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然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7月17日，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向薄一波宣布“审查结论”，仍然说：“薄一波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遵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关起来，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他们逼着薄一波在结论上签字，遭到拒绝。
1977年7月，粉碎“四人帮”已经10个月了，但“左”的专案人员仍逼着薄一波搬离北京。薄一波再次拒绝。“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其他人也和薄一波的命运差不多。“文革”前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出狱后还被流放3年。刘澜涛在14个月的时间中被批斗1000多次，夫人刘素菲含冤而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根据李楚离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他就被刑讯揪斗了194次。
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万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左”的阴霾仍然盛行，被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唐方雷等许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严密监视着，不得越雷池一步。
当事人上书平反阻力重重
1977年7月，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给中央写信，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假错案。11月11日，孔祥祯，这个于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再一次给中央写信，把所有经过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恳切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因为了解这一问题的当事人，只剩他一人了。1977年12月8日，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
12月2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胡耀邦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广泛反响。熟知“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落实政策，又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明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然而平反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六十一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指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第一办公室的人也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案件”翻案。
胡耀邦暗中工作获得小平支持
对于汪东兴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多说什么。但他一直在悄悄地操作着“六十一人案件”的平反问题，争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书上批示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好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批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他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978年夏，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们要先去看望薄一波。贾素萍四人首先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向薄一波作调查。见到薄一波后，他们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被人称为“同志”，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使薄一波非常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长派来的四位同志请到自己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在炎热的夏天，贾素萍等四人在北京到处奔跑。先后找到“六十一人”中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
8月初，贾素萍四人来到赤日炎炎的安徽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监狱关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放出来以后，戴着“叛徒”的帽子被流放到安庆。即使身处逆境，刘澜涛仍然保持着对党的忠诚。他在一首小诗中写道：“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人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无论往那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坚贞的。见到中组部的同志后，一向理智的刘澜涛不禁老泪纵横。在淮南，安子文受到中组部来的同志的亲切问候与关怀后，像委屈的孩子见到娘一样失声痛哭。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到天津、山东、吉林、陕西调查。他们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冲破重重阻力，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们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以及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认真回忆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令贾素萍他们震惊的是，这批共产党人在1936年出狱的经过，康生本人不仅早就十分清楚，还在许多场合多次地肯定和赞扬过。1943年，康生在延安对薄一波说：“北方局营救关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贾素萍他们调查访问的大量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出台冤案得以洗清
这份调查报告，首先明确提出：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的错案。这件事是1966年8月由康生重新提出来的。调查报告共分7个部分，还有23份附件，对这件事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并提出处理意见：“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有错必纠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12月25日，华国锋在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说：“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1979年元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五人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6月25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文革”中因这一案件被迫害死的其他同志，也由他们生前所在的省和单位，分别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妥善地处理了善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