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1917年－2005年4月21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政治投机分子。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

作者著作年表

全文内容

作者著作年表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张春桥写的一篇文章。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 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一日至甘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界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沦》－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张春桥，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枪毙间谍》，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别动队来了》，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样对付汉奸》，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装民众》，张春桥，上海《立报》，一儿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张春桥，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韩复榘》，张春桥，汉口《战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张春桥，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五月。

《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张春桥著，七十八页，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四日。

《为王老栓全家复仇》，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张春桥，《人民日报》，一见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见《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五期。

《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期。

《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目录如下：

一、工人报刊的榜样

二、报纸和作家

三、访波列伏依

四、“给小孩子们大文章”

五、人——骄傲的称号

六、“战士”集体农庄

七、在列宁格勒

八、难忘的夜晚

后记

《在红星照耀着的地方》，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二期。

《我们的期望》，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一期。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上海南京路印象》，张春桥，《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二期。

《数字的诗》，张春桥，《新民晚报刊》，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半夜鼓声》，张春桥，《处女地》，一九五八年九期。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张春桥，上海《解放》一九五八年六期；又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今朝集》，张春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七八页，共收杂文卅三篇。这些杂文散见于各报刊，主要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全文内容

作者: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O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淮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防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