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二战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之间的友谊作为描写的核心，可谓首开先河之举。书中揭示了他们的情感暗流，而函是这些鲜为人知的感情波澜使他们分分合合。作者小心翼翼地将他们之间不同性质的“友谊”区分开来，有些“友谊”是出于二人的真心实意，而有些则只是对共同政治利益的追逐。看后我们会松一口气：在世界最危难的时刻，幸好有这两位伟人同时掌权又能并肩战斗。这就是米查姆杰作的成功之处。

——迈克尔贝施劳斯，著有《征服者：罗斯福一杜鲁门和希特勒德国的垮台》

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友谊，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决定了二战的结果，更是因为他们的友谊使得以后的政治格局得以定型。乔恩米查姆的这本书生动地展现了这段历史。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著有《终止战争》

乔恩米查姆的这本书活生生地将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他们的家庭、个人交往以及情感纠葛在我们眼前真实再现，并且为这两位世界缔造者的友谊以及二战时的联盟寻找到了“人性化”的背景。

——沃伦金博尔，著有《战火炼就：罗斯福、丘吉尔和二战》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本书对他们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和友谊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描绘。这份重要的友谊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总统和一位首相在战争中共度113天，互通的信件达2000封之多。在鸡尾酒、香烟、雪茄的陪伴下，他们秘密地在华盛顿、海德公园、卡萨布兰卡、德黑兰等多处会晤，战争、政治、健康、亲情……无所不谈。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是出身于19世纪的精英世家，同是第一流的政治家，20世纪和21世纪的缔造者，他们品啜着拥有权力的乐趣。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一种“爱情关系”，情感丰富的丘吉尔追求着躲躲闪闪的罗斯福。丘吉尔，这位在希特勒魔爪下不屈不挠的不列颠首相，却每每为了不能获知他在罗斯福心中的地位而深感不安；罗斯福，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总是喜欢与人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里面既包括他的妻子埃莉诺、他的白宫幕僚，也包括了丘吉尔。面对暴政和恐怖，他们两人携手建立起一个通向胜利的联盟，尽管联盟中间也出现过一些突发事件或偶尔的利益上的龃龉。本书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包括罗斯福的秘密情人露西.拉瑟弗德未曾公开的信件、帕梅拉丘吉尔哈里曼的个人档案，以及对于仅有的几个与两位领袖都有交往的古稀老人的采访实录。

导语

本书角度独特，描绘了一段史诗般的友谊：罗斯福和丘吉尔——二战中两位杰出的领袖，面对暴政和恐怖，他们两人携手建立起一个通向胜利的联盟。本书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包括罗斯福的秘密情人露西拉瑟弗德未曾公开的信件、帕梅拉丘吉尔哈里曼的个人档案，以及对于仅有的几个与两位领袖都有交往的古稀老人的采访记录。可以说，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他们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最详尽、最权威的阐释，堪称佳作。

前言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1945年2月4日傍晚，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滨城市雅尔塔，世界三巨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正坐在利瓦迪亚宫(Livadia Palace)的大舞厅里休息，这里曾是历任俄国沙皇消夏的行宫。此时此刻，距离盟军彻底击败阿道夫希特勒统制下的第三帝国只有3个月零4天了；再过3个月，日本也将递交投降书。在这个关头，关于战争后期的行动和战后世界格局等众多问题都亟待讨论，然而丘吉尔和他周围的人们却对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忧。英国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在写给当时丘吉尔的儿媳帕梅拉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他(罗斯福)异常消瘦，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疲倦得仿佛一直都在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他的头脑也大不如前，看起来他似乎应该让杜鲁门接替他的工作了。当然，尽管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快就看到它发生。”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峻的，身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正饱受心脏供血不足和高血压的折磨。同罗斯福患难与共长达5年的亲密盟友丘吉尔也对他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忧心不已。1945年年初，丘吉尔曾经对罗斯福说：“我们的友谊就是我所缔造的全球未来的基石。” 罗斯福本人则在忘我工作和筋疲力尽的两极穿梭。“他这个人特别随和，总是谈笑风生的。”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女儿凯瑟琳哈里曼在给帕梅拉丘吉尔的信里这样说道。但是罗斯福也有走不出的阴影。波特尔在写给帕梅拉的信中提及罗斯福、丘吉尔和“约瑟夫大叔”斯大林的时候说道：“我认为罗斯福也有疏忽的时候。他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对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未卜先知，但这些优势在他遇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时候便完全丧失了。这样的情况的确令人遗憾，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挫折吧。” 另一方面，丘吉尔在他与罗斯福的关系中倾注了大量心血，根本无法想像没有罗斯福的生活。雅尔塔会议之后，德军步履维艰，节节败退，丘吉尔从伦敦给罗斯福发电报，电报中充满了怀旧之情：“我记得我们为了实现引领世界的理想而建立了私人的友谊，如今第一个军事目标就要实现了，”丘吉尔还提到他和他的夫人克莱门蒂娜热切地期待着在英国接待罗斯福总统及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但是在这件事上丘吉尔却无能为力。罗斯福已经朝不保夕。这段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中的主角之一即将画上生命的休止符。

丘吉尔曾把与罗斯福总统的相逢比做“打开香槟酒瓶”一般的畅快，“他光彩照人，气势恢弘”。他们之间的战友之情真正经过了“刀山火海的考验”，这是丘吉尔在罗斯福去世那天对他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感喟的。从1939年9月11日到1945年4月11日罗斯福辞世前一天的晚上，他们两人之间来往过的书信达2 000封之多。自1941年8月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从布雷森莎港起航驶离纽芬兰，到1945年2月美国军舰昆西号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征，丘吉尔与罗斯福共同度过了113个日日夜夜。在战争末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欢度了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一起漫步在海德公园(罗斯福故居所在地——译者注)和“香格里拉”(位于马里兰州的卡托克汀山区，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它重新命名为戴维营)，他们还曾经躲过了媒体的目光，溜到马拉喀什度了个短假。在那里，罗斯福被抬到了一座高塔的顶层，欣赏到了夕阳映照在积雪覆盖的阿特拉斯山的美景。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丘吉尔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一刻——这也是二战期间丘吉尔的惟——幅画作。在罗斯福去世的那个春天，他还计划着去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玛丽索姆斯——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最小的也是最后一个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回忆起她父亲和罗斯福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时引用了一句法国谚语：“在恋爱中，总有一方穷追不舍，一方半推半就。”丘吉尔是那个积极追求的猎人，罗斯福则是躲闪不停的目标。他们的友谊正好折射出他们彼此的个性。和罗斯福在一起的时候，丘吉尔总是感情丰富、机敏过人。和丘吉尔在一起的时候，罗斯福则轻松愉快、精于算计。丘吉尔总是热衷于得到罗斯福的抚慰，而罗斯福则更加冷静和自信，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专门论述罗斯福或丘吉尔的书籍已经多得不胜枚举，而且还有不少作品直接涉及到两人的关系。正如丘吉尔曾经做出的判断那样，50多年前，当有人提出要继续给他立传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块田地已经没什么好下锄头的地方了。”那么为什么今天我还要回顾这段历史呢?丘吉尔和罗斯福执政的时期正处于20世纪中叶，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不同国家的人民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信仰危机随之产生，人们迷失了方向。这些与21世纪初期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文明世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袭击，战火连天、联盟脆弱、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此起彼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二人共同的优点和长处才更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二人把一片混乱的局面重新整饬得井井有条。

这本书不是一部二战史，也不是英美“特殊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相反，我认为，它是对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段友谊的真实写照，若把它比成一幅画，它应当属于印象派的范畴，因为情感都是稍纵即逝，难以把握的。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资料十分翔实，足够人们查阅。这场战争总共夺去了5 500多万人的生命，并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秩序。但是，在写这本书时，我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了罗斯福与丘吉尔这两个人的身上，重点为大家讲述他们的存在对于彼此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关系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始阶段，英美两国是否会真正参战还是悬而未决的事情。1940年5月，英国政府高层曾就与希特勒妥协的问题进行过探讨，那个时候希特勒的铁骑正横扫欧洲大陆，势不可挡。伦敦的一些人士认为应该进一步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但是丘吉尔对此提议予以了坚决的否定。于是，1940年7月16日当法国沦陷后，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下达了命令，开始准备进军英国。但是经过仔细的研读，我们不难发现，希特勒的这道命令实际上是模棱两可的；似乎和平尚存一线生机。希特勒在命令中说：“鉴于英国——尽管它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还未发出愿与我们达成协议的信号，但如果形势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我巳决定准备登陆英国作战。”三天后，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宣称：“我还没有找到能够让这场战争必须进行下去的理由。”当然，即便是和平能够到来，也不可能是那种宁静祥和的和平，而是希特勒式的和平，或许默认柏林政权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可以起到延缓的作用，但那根本无法阻止纳粹主义的蔓延。在伦敦，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提议不屑一顾，根本不予考虑。当英国政府通过广播对希特勒的提议进行回复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记者威廉夏勒正在柏林。夏勒回忆说，当时正在和他进行交谈的一位德国政府官员看上去惊得“目瞪口呆”。这个德国人说：“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是怎么想的吗?在这个时候拒绝和平的建议?他们绝对是疯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美国人对到海外参战并不感兴趣，但是从那时起一直到1941年底，罗斯福总统开始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把美国引到了与世界并肩作战的前沿。

两人的政治才华得到了体现。当他们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时，彼此都把对方纳入到自己思考的范畴。从一开始，丘吉尔就认为若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把罗斯福争取过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将信将疑和举棋不定之后，罗斯福认识到丘吉尔才是击败希特勒的关键。从远隔万里到面对面的交谈，他们选择了彼此信任，他们与国内的政治阻力做着斗争，与阻止跨出国境作战的阻力做着斗争，他们的努力为确保民主最终战胜极权和暴政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和丘吉尔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定下了雏形。在二战中有四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转折点：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决定支持英国对抗德国；1942年盟军在北非沙漠大败德军，阻止了希特勒伸向中东的魔爪；原子弹技术的开发与掌控以及选择解放欧洲的恰当的时机。这四个转折点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他们彼此的合作。他们的伙伴关系反映了高层政治活动中人性化的一面，它向人们表明，即使是最不被人喜欢的两个人(依据当时的传统观念，他们是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也能脱颖而出，成为令人敬畏的领袖。

人们很容易戴着怀疑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友谊。有些历史学家争辩说，罗斯福与丘吉尔在战时形成的工作上的友谊，很大程度上是丘吉尔为了创造牢固的英美联盟从回忆中编造出来的故事。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在二战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换做是另外一位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也有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我认为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故事证明了两点：在关键时刻由谁掌权关系重大；政治家们在动荡的岁月里担负领导国家的重任难免会为情绪所左右，他们的斤斤计较、他们的诡诈、他们的不和与争吵。

埃莉诺罗斯福曾不无抱怨地写道：“从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角度上来说，一个身居要职的人就不再具有丈夫、父亲以及朋友的性质。”从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相遇相知的那一刻起，他们两个就谁也无法真正把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分开了。政务上的需要和他们的雄心壮志决定了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关系和不少伟人之间的交情十分相似，属于那种一边施展治国之术一边惺惺相惜的类型。

政治家若是与别人，特别是其他政治家交好，其中必然有实际需要。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人称“乔克”的约翰科尔维尔与首相一家非常熟识，他曾写道：“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如果说丘吉尔的友谊完全出自政治需要的话，就大错特错了。”“我父亲的友谊和情感完全是发自内心，别无压求的，”玛丽索姆斯说道，“他待人处事并不世故。他心地纯真，值得信赖。如果需要，他也能够表现出老谋深算的一面，但那些都是装出来的。”

罗斯福倒是很容易给人留下城府很深的印象。哈里-杜鲁门曾评价道：“他是我见过的最冷漠的人。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他都没有丝毫的关切之情，反正我没有看到过。但是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他带领美国走进了20世纪。”罗斯福真正的情感世界让人捉摸不透。埃莉诺罗斯福的好友特鲁德拉什在战时经常出入白宫，她回忆说：“罗斯福夫人曾说过，所有人都是为总统一个人服务的，她说得没错。”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由于形势所迫而成为盟友的。在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到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这段日子里，丘吉尔一直都在请求罗斯福的援助，他不得不说服罗斯福，英国是值得美国信任和援助的。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揭开了二人热烈友谊的序幕。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1943年11月，那个时候随着美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丘吉尔已经逐步被排除到罗斯福核心考虑的范畴之外了。二战后期，“罗一丘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了。在1944年和1945年里，他们两个已经像结婚多年的夫妇一样了，对彼此的弱点和怪癖一清二楚，却仍然选择携手人生。

战争期间，丘吉尔表面上做出一副殷勤取悦的姿态以迎合罗斯福(他把自己称做是“总统的跟班”，或经常说“这事还得老板说了算”)，但实际上他却尽量把让步减到最小程度。罗斯福则以外儒内法的态度坚持着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尽管如此，他们二人仍把对方当做朋友看待。埃莉诺罗斯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一位待人诚恳的人，她的挚友特鲁德拉什曾回忆说：“罗斯福夫人历来坦率诚恳，对待朋友尤其如此。”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交情笃深，慷慨大方的埃莉诺却始终认为丘吉尔过于保守。战后，埃莉诺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提到：“我永远对丘吉尔在战争中的领导才华表示感谢。他和我丈夫的友情是真挚的，这份友情他从来也没有丢弃过。若是没有这份情谊，也许很难摘取胜利的果实；若是没有这份情谊，这两个刚正不阿、才华横溢的人在进行正式会谈时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松愉快了。”

1941年圣诞节期间，丘吉尔沐浴完毕，神清气爽地在白宫的客房里裸身踱步。丘吉尔的助手帕特里克金纳当时正在房中为湿淋淋的首相做笔录，他回忆说：“那可是完全的一丝不挂啊。”这时，房门响起一阵轻叩声，丘吉尔说：“请进。”来人正是罗斯福，他看到丘吉尔尚未着装，连忙道歉，准备离去。丘吉尔却请他留步：“你看看，总统先生，我对你没什么好隐藏的。”罗斯福非常喜欢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曾说：“总统笑得好像孩子一样。他后来对我说：‘格雷斯，我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呢。他浑身上下粉扑扑白花花的。’”1941年总统假期结束之后，罗斯福对丘吉尔说：“能有幸和你生在同一年代真是太有趣了。”

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那种脉脉温情。埃莉诺回忆道：“我先生和丘吉尔之间的友谊和感情与日俱增，而且这份感情有时和政治外交毫无关联。”1943年，丘吉尔夫人在给罗斯福的亲笔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了解你们的友谊不光对于世界而言意义重大，对于温斯顿来说，它更是弥足珍贵的。”作为白宫发言稿的起草人之一，剧作家罗伯特E舍伍德后来分别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立传，为传记史增添了两本巨著。他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建立了一种轻松的亲密感，伴着玩笑一般的不拘小节，他们之间免去了冠冕堂皇和空话连篇的虚礼，在交往中坦诚而率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英国作家CS刘易斯引用美国作家爱默生在一篇论友谊的散文中的话语，指出爱默生认为“你爱我吗?”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你对现实的看法是否与我相同?”或者至少是“你所关心的现实和我所关心的现实是否一致?”丘吉尔与罗斯福的想法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丘吉尔希望大英帝国从战争中挺过来，并且长盛不衰地发展下去；而罗斯福则对全世界殖民地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决更感兴趣——但是他们所关心的这两个方面却拥有共同的内涵，那就是打败轴心国的野心。而且他们都确信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由自己来完成。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友谊不光涉及个人感情，而且还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涵盖了共同的信念和使命感。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当时的人心所向，但只有罗斯福和丘吉尔深知最高权力的不确定因素。他们二人在一段时期内掌握着最关键的力量和决策权。二战期间，英国驻华盛顿官员、散文作家艾赛亚柏林曾评论道：“他们两人的友情带有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份友情远远超越了因并肩作战而产生的龃龉或彼此妥协而带来的不快，他们会有意识地增加会晤或通信的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升华他们的友情：他们亲如手足，对彼此的友谊颇感自豪，虽然对方时而犀利、时而有趣的见解经常引起情绪上的波动，但他们彼此熟知对方的脾性，从未出现过挖苦讽刺的情况。”

相比之下，罗斯福更具有政治头脑，而丘吉尔则更有人情味。当希特勒占领了欧洲大陆，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时候，丘吉尔傲然挺立，毫无畏惧地迎击希特勒虎视眈眈的野心。那时英国国内的一德高望重的人士本打算向希特勒妥协，任他统治欧洲。但是，丘吉尔在其他人举棋不定的时候却坚定地站在了保卫自由的一方，为罗斯福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让犹豫不决的美国人做好了参战的准备，并为战后取得世界主导权做了良好的铺垫。他们共同捍卫了民主革新的进程。

他们是伟人，但他们更是普通的人。丘吉尔曾写道：“要想对伟人进行公正的评价，评论家必须具有敏锐的辨别力，褒奖之辞切不可过分。”罗斯福的闪烁其辞和丘吉尔对利益的专注是他们人格上的缺陷，但同时也成就了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建树。罗斯福的个性使他在婚姻生活和朋友圈中饱受挫折，却使他成为了伟大的总统。政洽家们必须在同时做不同的准备，所以连他们最亲近的人都无法参透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丘吉尔的个性使他在社交圈中咄咄逼人，令他人倍感劳神，同时也使他成为了伟大的首相。因为政治家有时必须巧舌如簧地说个不停，不给对方任何还嘴的机会，这样才能把谈话带到更高的层次上，并说服他人同意自己的看法。当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肆虐的时候，领导整个西方世界的是两位与常人无异的普通人，他们也有缺点、爱嫉妒，也会为病痛所困扰，但他们却拥有过人的历史洞察力和勇气。埃莉诺．罗斯福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交往称做是一段“幸运的友谊”。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是幸运的，因为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共同引领着光明的力量。

后记

当丘吉尔在德黑兰庆祝自己69岁生日的当天，罗斯福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去在晚宴之前搞一份礼物来。哈里曼找到一位老友，恰巧在伊朗首都逗留的美国纽约艺术馆的馆长约瑟夫M厄普顿。厄普顿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一件卖给了哈里曼，那是一件12世纪的喀山瓷钵。“罗斯福先生把一个美丽的波斯瓷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丘吉尔在战后回忆道，“它在返回途中不慎被打碎，不过已经被很完美地拼接上了。它现在依旧是我的珍藏。”

在丘吉尔的记忆中，他曾经使得很多东西破镜重圆，其中就有与罗斯福的友谊，而这也是丘吉尔心中的珍藏。这样的事情，也在他和自己的父母之间发生过，和一生中出现的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与罗斯福关系的低潮期相比较，在他头脑中回放更多的是那些相处甚欢的日子。

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战时和战后，丘吉尔都认为，英美的联盟是巩固英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基础。他想尽办法来淡化与罗斯福之间的分歧，更愿意将战时两国的关系视为亲密无间的盟友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有一次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参加在伦敦肯诺特酒店举行的国际会议时，他曾经和丘吉尔共进晚餐。“他把我们中的三四个人叫去，说要在晚间长谈一次——当然，主要是他讲，”加尔布雷斯这样回忆道，“我们的谈话涉及了战争所有的领域，对于伦敦和华盛顿所做的抉择，我们都持赞许的态度。”丘吉尔神采奕奕，回忆起他和罗斯福合作的岁月，眼睛认真地注视着当时在场的人们，只有克莱门蒂娜不时伸手抢他手里的杯子——她不想让丈夫喝得太多。

丘吉尔的“说英语”的联盟，从未正式在政府机构层面确立过，但是几十年来，英美联盟却真的成为了世界秩序的基石。不论怎样动荡，不论被怎样的情绪所左右，或者多么被别人厌恶，实际上，在丘吉尔所说的“反抗暴君和恐怖主义者”的战火的洗礼中，两国之间紧密的关系已经炼就。当一位美国总统和一位英国首相一起漫步于戴维营的林中，或是通过越洋电话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影子下，用他们曾经使用的方式肩并肩地工作。丘吉尔晚年时，以前发生的一幕幕画面会经常在他的头脑中浮现，这或许是出于他在生活中对别人的善意。“丘吉尔从未让他的朋友失望过，从不曾和谁结仇。”比弗布鲁克勋爵这样回忆丘吉尔。“他对于小事情从不挂怀。”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回忆道，“他似乎被赋予了对于生活的双重责任感和大度的人性，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热情和宽厚。”丘吉尔年纪很老的时候，克莱门蒂娜曾经邀请詹姆斯罗斯福来看望已经退休的丘吉尔。“他一定会高兴的，这或许能够让他稍稍振作，”她说，“他那时确实有些失落。”丘吉尔确实有些衰弱，但是当他一看到罗斯福的时候，就马上变得精神起来了。他握住客人的手，让他坐下谈话。“他总在问我是否记得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而这些人都是我所不曾见过的；他又谈到一些发给我的信，可是我压根就没有收到过。”詹姆斯回忆道，“一开始，我觉得奇怪，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把我当成了我父亲。”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以后，丘吉尔“很失望，他的神情和姿态马上黯淡了”。霎那之间，老丘吉尔又看到了处于事业顶峰的罗斯福和他在一起时的情景，这瞬间的重现让他多么高兴啊。“丘吉尔对罗斯福情深意厚且有敬仰之意。”安东尼蒙塔哥布朗回忆道，“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感情。” 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关于氢弹和武器控制，这正是他当年在恩图曼为装甲师做过的一篇讲演的主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丘吉尔很注意讲话的技巧，“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未来呢?对老人们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说到底，他们就快要离开了；但是，当我看到年轻人们的活力和热情的时候，当我看到儿童快乐地玩耍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忧伤，倘若上帝厌弃了人类，那么将要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呢?”但是，丘吉尔已经经历了太多，也赢得了太多不可思议的胜利，他怎能坐视不管呢? “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将耐心和勇气相互结合，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赢得时间与希望的……”丘吉尔接着说，“在这恐怖岁月中，几代英国人都曾饱受折磨，只有他们能够在公平的竞赛精神、伙伴间真诚情意以及对于公正和自由的敬意的引导下，前仆后继地为了安宁和胜利勇往直前的时候，或许黎明才真正来临。不要退缩，不必抱怨，更不能绝望。”不论前景如何阴暗，勇气都将指引我们向前。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的，勇气是最基本的美德，“是其他所有美德的前提”。丘吉尔那位早已故去的朋友，在十年前，也就是他临终的前一天，在温泉回廊举行的杰斐逊纪念日讲演中说道：“今天，科学将世界各地的人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从此密不可分。”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如果文明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得让人类学会能够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处理相互的关系——就是要培养一种所有民族、种族能够在同一个世界里和平共处与协力工作的习惯。”最后，他说道，“只有我们今天想到，明天我们才能做到，让我们所有人怀着坚定而顽强的信念走向前方吧。” 这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后的意愿。美国人的演说似乎在英国人铿锵有力的节奏中黯然失色。但是，最终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和很多其他的伙伴一样，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也是时而亲密、时而冲突，他们能够为对方而牺牲自己，却也可能会对彼此另有所图。但是，他们都能够尽力成全对方。1940年，丘吉尔在混乱中亳不动摇，使得英国在看似无法支撑的局势中坚持了下来。他坚信总有一天罗斯福会站到他一边，这也是他能够表现出英雄式固执的原因。1941年12月以前，罗斯福不愿意全面加入战争的原因，和他是否反对极权主义无关，当然他确实是反对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把当时毫无战争准备而且对战争意见极不一致的美国拖人这场战争。对于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12月11日之间的美国，如果有个总统把本来无力作战的国家推上政治和军事的风口浪尖，而如果这种冒险真的失败，那就很可能将美国推向更加严重的封闭状态，这比起对于战争持冷漠态度但却可以毫发无伤的情况糟糕得多。可是，如果美国总统先前的这种谨慎态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还会一直生活在林白时期被孤立隔绝的阴影之下，又怎么能够享受到罗斯福时代的阳光呢?罗斯福看到了欧洲、遥远的亚洲、山洞、营帐……在这些和我们相距万里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和我们越发相关了。民族之间、个人之间都已密切相关。他明白了，我们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从历史中逃脱出去，不论我们多么想这样做。“脱离现实的幻想，”埃莉诺曾说过，“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在1963年的春天，伦道夫丘吉尔来到华盛顿的玫瑰园，从肯尼迪总统的手中接过授予他父亲美国荣誉国民的证书。晚间，凯哈里在他在乔治敦的住宅里举办酒会，其间，亚瑟施莱辛格朱尔丹问伦道夫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他告诉亚瑟施莱辛格-朱尔丹，罗斯福“非常‘女气’，经常会出于嫉妒的原因而大发脾气”——这就是丘吉尔忠实的儿子对罗斯福的看法。但是作为“父亲的儿子”(这是年轻的温斯顿经常在自己的名字“伦道夫”前加上的称谓)，伦道夫还是慷慨地又加上了一句话：“但是他的声音很棒，有一种天生的勇气。比我父亲强多了。”多么有风度的看法啊。在战争中，哈里霍普金斯曾经注意EB怀特在《纽约客》“观点和评价”栏目中发表的文章，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了罗斯福。此后，怀特收到了战时作家委员会的一封信，邀请他就“民主的含义”这个题目写篇文章。这让他颇费了一番心思。 “一天，我收到了战时作家委员会的一封信，要求写一篇文章阐述“民主的含义”。我大概有义务满足这一要求，当然也很乐意这样做。委员会肯定知道什么是民主。它是围绕权利制定的方针。它是妄自尊大者……它是傲慢者……民主是往复产生的怀疑，怀疑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上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它是在投票站里不受干扰的感觉；它是在图书馆里全心沉醉的感觉；每到一处都充满活力的感觉；民主就是致编辑的信函；民主就是棒球比赛第九局刚开始的得分；它是一个尚未遭到驳斥的理念；是一首歌词优美的歌曲；它是热狗上的芥末；是配在咖码E中的奶油；民主是战时委员会在战争中的一个清晨提出的要求，要求知道民主的含义是什么。” “我喜欢!”罗斯福边读边说。他打算对这篇文字加以引用，并很高兴地说道：“他们表达的简直就是我的想法。” 丘吉尔也作如是观，只是他讲得更富于文采。在1946年的富尔顿演说中，他说道：“英美两国永远也不应该停止为自由和人权这两个‘说英语的’民族共有的传统而呐喊，这两种精神在《大宪章》、《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法官独立审判地位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等重要法律文献中逐渐为世人所知，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正是它给了这两种精神以最知名的阐释。”这些才是自由社会的支柱。“这些就是拥有自由的凭据，它应当为每个小木屋中的家庭所有。”丘吉尔说道，“这就是英美人民向全人类发出的声音。把我们的原则展现于世界面前——也希望我们能坚定对此信念的执著。” 埃莉诺罗斯福于1948年春天来到伦敦，为她的丈夫在格洛维诺广场的雕像揭幕。此时，丘吉尔巳不是首相，虽然他还在国会任职。在揭幕仪式上，埃莉诺的思绪又回到了战时。“我丈夫曾盼望与丘吉尔先生一起盼享受到英国民众感激时的快慰。”她回忆。可是，她甜蜜的回忆却总是略微带些苦涩。“就像摩西看到了允诺中的土地却无法进入一样，我想人世间或许就会有很多人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希望和计划渐渐实现，却往往不能获得他们本该得到的承认吧。或许，那些失落的人能够这样看待这一切，如果他们曾因心存上帝之爱而辛勤工作，就能够获得我们这些人无法体味到的真正的满足。”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丰碑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西门的内侧。在一副描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以色列十二部族的玻璃窗子下很低的位置上悬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为了纪念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那辉煌的过去。他是自由的朋友，也是英国人的朋友。”在距离匾额不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墨绿色石板就放在中间的地面上，其上的文字十分简单：“记住温斯顿丘吉尔。” 伦敦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会从满布尘埃的窗子和敞开的门户射进来，落入那古老教堂幽暗的怀抱里，而这缕阳光，正来自那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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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与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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