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1.人物介绍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著名学者，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中心主任。她出生于印度，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曾以将解构大师德里达的De la grammatologie引入英语世界而蜚声北美理论界，后又以演讲的雄辩和批评文风的犀利而驰骋于80、90年的英语文化理论界。她著述甚丰，论文散见于当今各主要国际英语人文学科的权威期刊。

2。经典介绍

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现在的历史》

2004年第1期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将自己的批评视角转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相应于已成为制度的规范化知识结构，她的批评可分成四部分：哲学（对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阅读）；文学（重读吉普林、雪莱、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历史（对档案文献的思考，以及她对自己有关“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说”[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贯回答的修改与重写）；文化（对全球纺织工业及其所体现出的矛盾的关注）。虽然，斯皮瓦克书中各章都针对一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各章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却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体现的论断都集中在对具体文本的细读上，并且她还不断提醒读者她自身所处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这些结论的偶发性因素。的确，斯皮瓦克的修辞风格也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她始终在和她先前的意见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那些最终被赋予了表述形式的种种想法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形式贯穿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也决定了注脚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与当代其他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不同，斯皮瓦克将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对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学生们受到启发，并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维限制进行思考，这些限制是由于他们的教育环境推崇逻辑推导而产生的），这一思路体现在其文本的构架之中——这不是一种目的论的、而是散乱但却详尽深邃的文本。在本书名为《使解构运作》的简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结论。这一附言追溯并解释了从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达在其作品中对解构这一术语的使用。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却不能当作是对德里达的介绍，因为它假定读者对其所评论的文本相当熟悉。

在斯皮瓦克那有益而充满洞见的批评中，有三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对“土著被调查者（native informant）”（这一术语借自于人种学著作中）这一形象的讨论；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建构的重新思考；针对跨国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狂热，进行批评性评价。在参照了康德对崇高和文化作用的理解之后，斯皮瓦克开始了对“土著被调查者”的讨论，她认为康德预先就排除了“土著被调查者”这一形象：这对论证是必须的，但却没有成为论证的一部分。在康德的批判中，"Der rohe Mensch[土人]"（正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居民的例子一样）并不能成为文章与推论所涉及的主体，但康德对这一主体的考察仍然需要“土著被调查者”这一范例的潜在支持。这些分析引向对黑格尔所谓的“非欧洲其他种族”的思考，那被黑格尔视为精神从无意识走到意识的明证。斯皮瓦克集中对《福者之歌》（Bhagavad-Gita）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黑格尔曾引用这一印度史诗的片段以说明印度文明之缺乏历史推动力。斯皮瓦克提出了被她称为在修辞上为“错误”阅读的部分，她将《福者之歌》中的那一部分与黑格尔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者都可以被这样阅读――它们都是为着法则（Law）的彰显而从政治上操纵历史。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中，斯皮瓦克发现“土著被调查者”的可能性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据用来支持他们的研究。她反过来试图从土著被调查者的“可能（或不可能）的视角”来探讨这些文本，并从中使得自己的评论得以进展。

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讨论则略有不同，她关注的是马克思许诺过的非欧洲国家有权充当历史动力的方式，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由来和作用进行了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兴之所至的结果，对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而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它用“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其构成为阻力的相一致的术语”来将“异”命名为“同”。在解释了马克思思想中对这一“命名”的一般的使用情况，并且认可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概念经验性的批评之后，斯皮瓦克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著作。阿明在理论上重新将欧洲封建制度评价为占主导地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虚弱而又满是漏洞的翻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对那些并不发达的社会（比如我们在欧洲可以看到的那些国家）而言，乃是一种“危险的补充”。根据阿明的著作，并比较了其它著作，斯皮瓦克写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作为工具用来剖析和解构马克思的文本：它让我们了解到，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有许多局限性，同时它又引出对“价值”这一概念的丰富思考。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讨论的重心部分转向了后殖民地主体的责任问题，以及这些主体是如何抹煞或压制土著被调查者的。斯皮瓦克尤为激烈地批判了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归化和服务于她所谓的“占支配地位的全球资本”的方式。这些后殖民地主体宣称他们代表了土著被调查者，就对于前殖民地进行的新一轮殖民剥削并使殖民地人民无法出声来说，他们是帮凶。针对这种趋势，斯皮瓦克建议我们要时常区分宗主国的“内部殖民化”和其它地区的殖民化；她指出在我们热切地期望着国内的多元文化的同时，还得记住它并不适合于错综复杂的国外各民族的处境。在第四章中，斯皮瓦克继续了她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有关后现代主义解释的批评，这批评是令人信服的。首先，斯皮瓦克认定后现代主义同时既是重复又是断裂，接着围绕着杰姆逊对鸿运饭店（Bonaventure Hotel）、凡高和沃霍尔（Warhol）的鞋（指凡高的名作《农夫的鞋》和沃霍尔的名作《钻石灰尘鞋》，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译注）、以及马克思对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间关系的理解的特有的解读进行了辩驳。

在一个权力分配被严重扭曲的世界中，如何在政治上表现得最好？在这一问题上，斯皮瓦克的思考与习见的智慧正相反对，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却成了全书中最令人失望的部分。她对有关控制生育的政策、对给予处在依附地位的妇女小额信贷，对限制童工而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会使那些感觉良好的欧美活动家们感到不快，但它来的恰逢其时，它迫使他们从自满中走出来。可是斯皮瓦克的论辩从来就只会以简略的形式出现。结果，那些提倡开发的活动家与组织机构很容易忽视她的论点，至于那些跨国公司就更不用说了。

（戴沙迪 撰/谢华育 译）

3.主要著作

a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

The Spivak Reader (1996),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