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人民抗英划区埋界斗争
威海人民抗英划区埋界斗争
威海人民抗英划区埋界斗争是威海地区人民在1898年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后不甘受英国人的奴役，为反对英国的划界和埋界，进行的英勇的斗争。
1898年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根据专条规定：“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卫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海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卷132，第8页）。因此，英国的划界范围，即33华里的范围。而英国勘界官员却无视专条的规定，一味地向外扩张，甚至扩到文登、荣成两县境地。对英国这种违约行为，清政府也曾据理力争。但英国依然将界线扩划到东自大岚头村东北之海滨，南至草庙子，西至马山嘴。从起点至终点，全长150华里。威海卫及附近沿海一带，从《订租威海卫专条》签订那天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但是，威海的百姓不甘受英国人的奴役，积极地组织起来，为反对英国的划界和埋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张村反英集会
威海张村一带的群众最早组织了反英集会。领导这场斗争的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名叫崔寿山。他是威海西乡姜南庄村人，中过秀才，无意功名，以教书维持家计。他为人正直，一贯热心于为乡邻排忧解难，因此受到乡民们的普遍尊敬。崔寿山乳名为“管”，人称崔管先生。英国租借威海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气愤，拍案而起，决定联络各乡志同道合者，筹办“疃联会”，进行抗争。
这年冬天，正是农闲季节，威海西乡各村都有这样的传闻：崔管先生要办“疃联会”，不让英国人租占威海。各村群众听到传闻，人心振奋，准备参加这一爱国义举。同村捐班秀才谷辉庭、孙家滩村廪生孙义清、于家夼村秀才丛志范、张家皂村农民张儒、张村农民董绍亮、莱海村秀才王惠武等，参加了筹建“疃联会”的工作。
1899年春，英国殖民当局下令征收钱粮，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英国驻威海卫大臣布告道：“自今以后，租界内之地丁、钱粮、捐输，不准再交于中国官”（《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英国强征钱粮的命令，激起了威海各乡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都拒绝缴纳，以示抗议。崔寿山等见情况紧急，决定在张村召集大会，并向西乡各村发出“火燎毛文书”。这是一种紧急文书，也叫鸡毛信，信封的一角插有两根用火燎过的鸡毛，表示十分紧急的意思。各村接到“火燎毛文书”后，都积极串联村民，准备武器和干粮，按时参加会议。
4月4日，农历是二月二十四日，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这天清早，张村慈圣寺的大门前悬起了“疃联会”大旗，寺前的戏台上有人擂动大鼓，崔寿山等“疃联会”首领都提前赶到。西乡各村群众带着锨、叉、镢、棍、长矛、大刀或鸟枪，陆续来到慈圣寺。6点多钟，这里已经聚集了100多人。还有大约2000名群众正在途中，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已经得到了情报，便调集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将尚未赶到的群众截住。
崔寿山知道大多数群众都在半路被截，仍然坚持开会。这时，慈圣寺前的沙河套里土炮三声轰鸣。崔寿山在谷辉庭等人的簇拥下登上戏台，向群众愤怒地谴责英国租借威海卫的侵略行径，讲明办“疃联会”保卫家园的重要意义。并宣布行动号令：“击鼓前进，鸣锣后退。”
就在这时，英国骑兵步队200余人突然赶到，将会场包围。英军先是鸣枪示警，继而冲进会场，将崔寿山逮捕。谷辉庭、董绍亮、王惠武、张儒等一齐站出来说：“要抓，我们一起去！”英军便将他们全部带走。英人最恨崔寿山，不顾他年近古稀，将他的发辫系在马尾上拖着跑，先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然后用独轮车把他推到威海码头。路旁群众见此情景，都悲痛流泪。崔寿山高声吟诵“风吹枷锁满城香，簇簇争看员外郎”的诗句，以鼓舞群众情绪。
崔寿山被关进刘公岛监狱。英国侵略者企图收买他，但他毫不理睬，而且用绝食表示抗议。他常用文天祥的《正气歌》来激励自己和难友，还书写一幅对联贴于监狱的墙壁上，其文曰：中华岂无丹心照？天地自有正气存！
英国殖民当局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在2个多月后允许保释出狱。崔寿山出狱那天，来慰问的群众不下百人，甚至有从百里以外赶来的。他对群众说的第一句话是：“宁死不当鬼子使！”表现出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
反埋界斗争
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了“疃联会”以后，便于1899年冬在租借区开始全面征粮。本来，按照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征收钱粮应该是中国官员的专责，与英国殖民当局无涉。因此，威海各乡人民坚决不向英国人缴纳钱粮，而仍向县衙完粮。但是，中国官员既不敢据理力争，斥责英国人之无理，又不敢收受钱粮，致使完粮群众拒之县衙大门之外。对此，御史高熙哲奏称：“查英人租界在文登之威海地方，上年冬月英人又自威海以外圈占文登、荣成两县地，于孟家庄、桥头等处张贴告示，令界内民向彼完粮。并于东滩地方，强派华绅四人，充当粮总，代为催收。而该县百姓不敢忘本，仍向县署完粮，官不敢收，皆流涕以去。伏思百姓食毛践土，各有天良，愿为朝廷之赤子，耻作异域之编氓，乃不能保护之，使归彼族，此真堪恸哭者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0页）。由于清政府屈从于英国的压力，威海租借区钱粮归英人征收便成为定局了。
1900年春，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在威海划区埋界。当时，会同英国人一起划界的中国官员有登莱青道李希杰、文登知县陈景星等数人。英国人抓住中国官员一惯恐外的特点，在划界时任意将租借区向外扩展。根据《订租威海卫专条》的规定，租借区仅仅包括“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可是，实际划定的租借区，却扩展到威海“沿岸约长七十英里，岸上约四十余英里，远近不等，从码头至东边界线竟至三十英里，最近者达十三英里”（朱世全：《威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页），竟比租约所规定的区域扩大了数倍！
4月6日，英国殖民当局派沙巡查带领200多名步兵和10余名骑兵巡检租借地边界，并插埋界石。按照计划，这次埋界先从最西面的鹿道口埋起，一直埋到最东面的北港西村。当大队英兵来到鹿道口附近时，发现成千的群众手持锨、镢、土枪等武器，摆开阵势，准备抵抗。恰在这时，李希杰等乘轿子赶到。群众见官员们为虎作伥，愤怒地高呼：“打死卖国贼！”“砸轿子！”李希杰等不敢下轿，吩咐轿夫直向南奔；沙巡查见中国官员避开，也尾随而南，窜到卧龙村附近埋界。张村反英集会被镇压后，孙义清即与当地秀才于冠敬联系，共同领导抗英斗争。到会群众达数千人之多。于冠敬登台讲话，激动地说：“英国人无理侵占威海，任意扩展租界，把文登地方也划进界内；这样扩展下去，中国势将亡国亡种。”他号召到会群众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让鬼子欺负，不能丧权辱国”（张学诗：《英人强租威海卫群众反抗埋界纪略》，载于《山东省志资料》，1958年创刊号）。群众也无不义愤填膺，齐呼：“保卫家乡！”“反对埋界！”
忽然，有人来报，英兵正在卧龙村附近埋界，于是于冠敬便带领群众向卧龙进发。这时，卧龙村的西北山后坡、西泊、庙西头、东南河沟崖等处，每相隔2里，都已插上了刻着“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群众看到自己的家乡竟然埋着英国的界石，怒火难忍，一个个大喊：“砸烂鬼子碑！”顺着英军的路线将一块块界石砸了个粉碎。
下午2点左右，当群众砸掉卧龙东南河沟崖最后一块界石时，看到英军正在卧龙东山上挖土埋石，便齐向英军冲去。英军头目沙巡查立即下令摆开阵式，端枪瞄准，企图吓退群众，群众不顾，仍向山上进逼。沙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周家屯村民2人。群众更加愤怒，便将英军围在山上。
恰在这时，李希杰等来到山下。有人叫了一声：“烟台道来了！”群众不等号令，便跑下山一拥而上，将李希杰等团团围住。许多群众高喊：“什么猫道狗道，快下轿子讲话！”李希杰见众怒难犯，不敢出轿。人群里“砸轿子”的喊声此起彼伏。有几个群众把李希杰从轿子里拉出来，并砸翻了轿子。于冠敬从人群里走出来，严斥李希杰为卖国贼。孙义清置生死于度外，要同李希杰拼命，一头撞去，将这位道台撞倒。陈景星在旁，赶紧向于冠敬、孙义清陪礼求情。陈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名声较好，于、孙不愿过拂其情，便放走了李希杰。沙巡查也趁机带领马队步兵东去，窜到威海南乡碑口、报信一带去了。
垛山顶惨案
在威海西南乡反对英军埋界的同时，南乡一带正在酝酿一场抗英起义。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江家口村的刘荆山。刘荆山时年40岁，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爱好武术，练就一身功夫，而且为人豪爽正直，因此在乡里深受人们爱戴和尊重。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强的反抗性格，自英国租借威海卫后便有抗争之心。后来听到张村反英集会的消息，决心组织南乡群众，举行抗英起义。南虎口村农民徐仁山和圈于家村农民于仁山，都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因为这3位起义领导者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山”字，所以群众都把这次抗英斗争称为“三山起义”。江家口村秀才江正己文武兼备，也积极出谋划策，成为刘荆山的“军师”。
1899年5月24日，即农历四月十五日，正是碑口庙赶庙会的日子。刘荆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举行抗英誓师大会。这天，威海东乡和南乡大约150多个村庄，都按刘荆山的命令每户出1人，自备武器，到碑口庙聚集。整个碑口庙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刘荆山祭旗誓师，鼓励群众齐心对敌，拼死向前，等待命令同英军战斗。
到1900年4月间，威海南乡已经风闻英军要来埋界，刘荆山立即召集徐仁山、于仁山、江正己等商议对策。4月6日，卧龙砸界石的消息传来，刘荆山等人十分振奋，便商定：一面由江正己起草请愿书，以争取清朝官员的支持；一面查清埋界英军的去向，以便进击。
4月7日，威海东乡、南乡群众在碑口庙第二次聚会。会后，刘荆山亲自把碑口南山的一块界石砸断，连界石的下半截也从土里抠出来，扔下山去。然后，他带领队伍向东进发，一路上把界石统统砸碎拔掉。刚过临泉河，便看见李希杰骑马而来，后面还跟随着大队清兵。江正己走到李希杰马前，取出请愿书当众高声朗读，当读到“朝廷忍令国土沦为异域，官宪腼颜为虎作伥”等语句时，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全场鸦雀无声，但闻抽泣之声。李希杰无言可对，令清兵驱开人群，扬鞭打马而去。
当刘荆山率领起义群众行至马井泊村南的皇姑寺时，看见东面河套里排列着六七座英军帐篷，便下令直奔英军宿营地。这时，大批英兵都在垛山顶上埋界石，宿营地只有少数看守帐篷的英兵，见黑压压的人群冲来，便弃营奔向山顶。刘荆山知道英军正在垛山，便带领队伍向山顶猛冲。
沙巡查正指挥英兵埋界，下令鸣枪示警。群众奋勇上前，与英军展开搏斗。刘荆山冲在最前面，直奔沙巡查，将其手枪踢落，并将其打翻在地。英军开枪镇压。卫家滩村农民周贞德冲上去，从英军手里夺过一支步枪，又去夺第二支，不料中弹而死。大邓格村农民唐庆举一面喊着“中国地方凭么让外国人占”，一面手持松木棒冲向英兵。他被刺中腹部，伤势严重，仍坚持与敌搏斗，直到临死时还抱着一个敌兵，将其扭倒在地。宋家店农民杜维苍十分勇猛，一连打倒几个英兵，最后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江正己武艺娴熟，英兵不敢靠近，退后连放排枪，将他乱枪打死。随后，英军又向刘荆山集中射击，枪杀了这位农民抗英领袖。在这次冲突中，英军共枪杀群众20余人，制造了令朝野震惊的“垛山顶惨案”。
惨案发生后，清廷害怕事态扩大，发布谕旨，一面谕总理衙门“速与窦纳乐剀切申论，令其电致威海英员，暂缓勘办，万不可一味操切从事”；一面电令山东巡抚袁世凯“先行设法解散，并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伊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7页）。但是，英国方面态度强硬，坚持继续勘界埋石。清政府只得屈从，协助英国殖民当局解散反抗的群众，将标明威海租借区界线的76块界石全部埋上。
此后，威海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仍在继续。直到1930年10月1日，英国政府始被迫同意放弃这块租借地，威海卫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