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
魏建功
魏建功（1901--1980），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魏建功字天行，笔名健攻、山鬼、文狸等。
生平生平
1901年11月7日生于江苏如皋西场镇（现江苏省海安县西场镇）。1918年南通中学毕业。192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并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当时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台湾大学中文系特约教授。1948年10月，回到了母校--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后调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其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语言所学术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审音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第一、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等职，还是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2月18日魏建功因病故去，终年79岁。
毕生贡献
魏建功教授毕生主要致力于汉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声韵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亲自撰写的《古音系研究》和其它一些论著，在汉语言语音的研究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后，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积极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45年，他作为"台湾国语推广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台湾地区倡导国语竭尽全力，使台湾地区成为我国最早普及汉语国语的省份。解放后，他为汉字改革和语文教育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部纯正的现代汉语字典。1959年，他受国家委托在北京大学创办古典文献专业，为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付出了心血。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已成为中国语文及古典文献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骨干和专家。代表作有《古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魏建功文集》。
被前苏联学术界誉为中国三大语言家之一（王力、黎锦熙），与王力、游国恩、杨晦并称北大中文系四大一级教授。新华字典》未像《现代汉语词典》在扉页写上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哲的名讳那样，也写上“魏建功”三个字以示敬意。
至今尚健在的106岁的人瑞、语文大家周有光先生，在10年前魏建功百年诞辰之际，讲过“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故事：“文革”后期，欧洲最小国家摩纳哥的国王来到中国，赠送中国一部《摩纳哥百科全书》；中国回赠摩纳哥国王一本《新华字典》。足见《新华字典》的历史地位和非凡价值，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字典的先进水平。
往事略集
大学期间
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经济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
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已有志于民间歌谣和方言的研究。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也打下了厚实的底子。
音韵领域
魏建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成就也最大。1935年发表的《古音系研究》这部研究音韵学史的专著是他的代表作。全书约三十万字，分别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内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条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魏建功多年来攻治音韵学和从事教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它不但汇集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经验，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除了音韵学上的价值之外，对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同样占一席地位，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
这一期间，魏建功先后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等韵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声韵学史、古音乐研究等8门课程。3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大概要”时说法，就是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学概要》、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
在研究韵书系统方面，魏建功是继王国维后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韵书的论文。如根据《切韵》与六朝韵书点系来研究《切韵》性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根据唐宋两系韵书的差异说明《广韵》与《切韵》关系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等，补充、发展了前人的学说。
国语运动
魏建功不仅是极负盛名的古汉语音韵专家，也是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实行汉字改革和普及汉语知识的社会实践家。早在1919年魏建功就在国语大师钱玄同的感召下，倾心国语运动。
194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由西南联大转到四川白沙，他在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这是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1944年前后，国语推行委员会分别在西北地区和重庆地区设置了两个推行国语的据点，西北地区由黎锦熙负责，重庆地区由魏建功负责。
1945年抗战胜利后，魏建功被借调到台湾推行国语。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由于日本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省的中年一代多数人虽尚能讲些母语，但因受奴化教育影响过深，讲日语、写日语，读日文书，用祖国语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而青少年则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台湾光复后，台胞们学习国语热情高涨。为了加快国语普及的推进速度，魏建功提出切实可行的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如：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研究台湾语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国语运动纲领》、《日本人传讹了我们音》、《学国语应注意的事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
魏建功和他的同仁，这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在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同心同德，艰苦奋战，硬是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了，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统一，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
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魏建功被聘为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52年他被聘为政务院文教委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2名委员之一，兼文字整理组副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工作中，因为自己的多年夙愿将要在新中国实现了。1954年魏建功被推为经文改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组成的“七人小组”成员，具体主持《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订。可以说，魏建功为我国的语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4月，他参照大家的意见，拟了编写字典计划，设想所编字典应具有的“十大特色”——1．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2．以音统形；3．以义排词；4.以语分字；5．以用决义；6．广收活语言；7.由音求字；8.由义选词；9.适合大众；10．精选附录。使之成为适合广大民众需要的基本工具。1950年魏建功应邀到出版总署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8月回日新华辞书社宣告成立，魏建功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由叶圣陶直接指导，在全社同仁共同努力下；历时3年的苦战，《新华字典》终于在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魏建功原设想的“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这12字的总体例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传，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轻语，不重视活语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它的出版发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现已几度修订再版，成为人们学习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其他相关
魏建功在“五四”运动以后，积极参加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曾在鲁迅领导的《莽原》、《语丝》等刊物上，以天行的名字发表过不少杂文。解放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他的晚年，虽体弱多病，仍不忘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1979年时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损伤，却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认真审定《辞源》的稿件，经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他终因病故去了。
魏建功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在各大学讲授过多种语言文字课程。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正在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
字典之父
“没有人要求他编字典”
魏建功生于1901年，正值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期。先生早年，即同他的老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一道，投身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先生被借调赴台从事推行国语运动，历时3年，使台湾成为中国所有省份中最早普及普通话的省份。解放后，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创意并主编了《新华字典》。
五四运动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国语运动中，年轻的魏建功就已显现惊人的才华。1928年，他在老师钱玄同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7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时年27岁。1941年，他又主持编写了《中华新韵》，经国民政府明令颁布为国家韵书，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相当普及，然而中国的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广大中小学教员和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一类辞书去查，而这类旧辞书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
在炮声中构想一步新型工具书
1945年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10月，他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运动做了最后一件事，即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连人带设备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那时，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父亲找来了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等几位北大的语言学家，在围城的炮声中商议编字典的事。”魏至回忆称，“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有时放学回家，就能瞥见先生们在光线很暗的客厅里商议事情。”
金克木先生有一篇回忆短文，也谈到了这件事：“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辞典》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1949年4月，魏建功写成了《编辑字典计划》。魏至至今保留着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在八张大的、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书写了一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
后来，魏建功又把这“十大特色”，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
此去北京大职务专心编字典
有了《编辑字典计划》，接下来便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
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时，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之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乐意干，只是困于自己正担任着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必须摆脱，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字典的工作。
5月23日，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撤掉魏建功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时间来出版总署主持辞书机构。6月，北大撤销了魏建功的行政职务，只保留教学任务，魏建功即开始积极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他给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
推行国语
1945年底，魏建功到达台湾，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立即和副主任委员何容先生等着手推行国语的工作。魏建功和大家一起，对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研究，并以他语言学家的专业学养和多年从事国语运动的经验，拟定了台湾国语运动的六条纲领；提出了“以台湾方言对应普通话规律学习国语”的方法；并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音》等大量文章，从理论上指导国语运动的开展。
魏建功还在全省各地设立了“国语推行所”和“国语推行员”，把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引导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魏建功还决定利用无线电广播，辅导台湾全省的中小学教员备课，受到台湾各界同胞的极大欢迎，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时是请国语运动的老专家齐铁恨先生用标准的普通话教学，请从福建来的林良先生用闽南话做翻译。当时林良先生比较年轻，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小林”，经过5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小林”，现在已经是台湾国语日报社的董事长了。
在各方面工作有了头绪以后，为了把国语运动在台湾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魏建功与台湾大学联系，在台大中文系里设立了“国语专修科”，以培养从事国语运动的后续力量。并着手创办《国语日报》的工作。父亲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批准，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的印刷机和字模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1948年10月25日《国语日报》正式创刊。父亲也在忙完了《国语日报》的创刊，辞去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工作后，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台湾同胞的热情和魏建功等人的努力，如水乳交融，使国语推行在台湾进行得很顺利。经过父亲和后继者的艰苦努力，终于从语言文字方面齐根铲除了日本侵略者50年殖民统治影响，同时也实现了普通话的大普及。
政治遭遇
“文革”开始后，魏建功就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让他“交代”和“认罪”。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县太平庄统一监督劳动。
在北大，魏建功自然算不上被重点批斗、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人物，况且，他平日很是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恶感，且平素又有“跟党走”的绰号，可见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在运动初期，他只是“靠边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被集中起来学习、交代问题，而他逐渐引起红卫兵们注意，开始无休止地交代、认罪，那是由于一些历史旧案。有人发现：魏建功原来是被鲁迅骂过的人，这自然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自然要让他交代是怎样的反鲁迅的？以后，又有人知道，他曾同陈独秀有过许多交往，抗战期间他帮助陈独秀整理、抄录过《小学识字教本》等著述，那么，他与陈独秀究竟是什么关系？于是，魏建功自然就成了一个交代问题的重点人物了。
最引起人们怀疑、一定要他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反对鲁迅”的问题。
一些人在《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中看到了鲁迅的那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和[备考]中的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等几篇文字，便断定魏建功是反对鲁迅的，是鲁迅的论敌，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这一发现甚至被某些人当作一次“大胜利”。于是，这便有了批斗魏建功的“内容”。
魏建功与陈独秀的关系，是被一些人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因为在解放后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中，陈独秀是作为“托陈取消派”的头子而被否定的人物，而“文革”开始以后，一提起建党的事，似乎就只有毛泽东，以及晚了许多年才出现的林彪，即使是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李大钊烈士也很少提及，陈独秀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红卫兵让魏建功交代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企图挖出他与托派的关系，而实际上，魏建功与陈独秀完全是师生之间讨论学术问题的关系，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问题。而那几年中，陈独秀也只是闭门著述，不再过问政治。这样，造反派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对魏建功的怀疑，也就自生自灭了。
开始，魏建功还只是每天到“学习班”交代问题，晚上回家去住，到了1968年7月，他就被集中到“监改大院”住宿，接受“劳动改造”，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直到12月才解脱劳动，回到自己家中居住，此时，已算是“解放”了，工资也照常发了。
这期间，魏建功的主要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交代问题，按照专案组提出的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或者，接待外来的外调人员，接受人家的询问，写“交代材料”，客气一些的，便让他写“证明材料”。这些事，便成了他每天的主课。魏建功是个很认真的人，每写一份材料，他都是搜索枯肠地回忆往事，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有的记得真切，有的已经遗忘了。但他总是要认真地去写、去想，尽量做到不遗漏了什么。每写一份，他又总是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稿交上去，复写的一份自己留起来，以备查阅。天长日久，他竟写了厚厚的几大摞。而这些完整或不完整、长的或短的材料，他一份也没有丢掉，统统留了下来。当然他当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些“交代材料”、“证明材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珍贵资料。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政治斗争经过多次较量，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聂元梓被揪出，一批老干部、老教授被解放，开始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周培源成为革委会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大开始抓教学活动，一些系科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开始招生。
根据1973年3月北大革委会人事组的统计，老教师担任系革委会领导职务的有：周一良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魏建功任中文系革委会副主任，陈岱孙任经济系革委会副主任，段学复任数学系革委会主任，褚圣麟任物理系革委会副主任，等等。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实权，但已表明他们是已经被“解放”、可以出来工作的、可以被“结合”进去的人物了。虽然如此，但对于一直过着“交代”与“认罪”生活的魏建功来说，心中实有些感激不尽了。
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
1973年12月18日，迟群从北大、清华抽调18人，成立了“大批判组”。迟群布置他们提前围绕《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一批文章，准备在《材料》之一公布时，配合发表。1974年1月13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工字厅召开清华、北大两校批林批孔小组、大批判组及动态组三个组的全体成员会议，会上宣布：毛主席已同意批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发行全国。会上提出了继续编写材料之二、之三、之四的任务，并决定三个组统一领导，由北大党委常委李家宽为总负责人。1月26日，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扩大队伍；两校大批判组的活动地点在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大批判组实际由迟群控制、领导。大批判组的财政开支，由北京市财政单列。两校大批判组在报上发表文章时署名“梁效”。
魏建功被调去两校大批判组任顾问，分工查找孔孟原话并作注释。同时调去的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等。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二做注释。1974年5月，“材料”编成后，又接着做“法家著作”注释稿，整理《三字经》故事，编《幼学琼林》出版说明，圈选《古文观止》等零碎的工作。
关于魏建功等几位老教授在两校大批判组时的工作情况，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还有个研究组，后改名为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作用。记得在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所指已极为明显。支部书记意犹未足，最后又加问一句：“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是记忆中在梁效所起的惟一一次“把关”作用……注释组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简明注解或译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江青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去天津、小靳庄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成员以外的某些教授随行。江青谈话浅薄无知，而喜欢自吹自擂，炫耀卖弄。她给我的印象并不佳，但她口口声声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梁效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
周一良写的这些情况，魏建功也是同样经历过的，而且文中还提到了魏建功在注释组时的一件事，更可看出魏建功那时的思想和工作状况。
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魏建功等这几位参加注释工作的老教授也便成了审查的对象。在回忆了魏建功在译“翼如也”时“灵机一动”之事后，周一良写道：
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臂，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
政治审查自冬徂春，又经历了第二个冬春，迟迟未宣告结束，更谈不到处理结论。人们猜想此案大约经过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帮”定案之前，无人敢负责宣布结束审查。北大党委对每个成员都很了解，也无能为力……
“梁效”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首都体育馆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上陪斗……大会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位来注释组不久的中国文学老教授成为从宽发落的典型，而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
然而，为了这件事，年已七十五六岁高龄的魏建功又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经历了多少惊吓与悒郁！
学林漫步
《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 : 敦煌石室存残五代刻本韵书跋》(魏建功, 著) （国立北京大学 民国21）
《古音系研究》(魏建功著)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 民国24）
《义卖藤印存》(魏建功,刻) （ 出版者不详 民国36）
《张协状元》(魏建功,书) （魏建功 民国37）
《国音基本学习表》(魏建功著) （开明书店 民国38）
《故宫完整本王仁__刊缪补缺切韵续论之甲》(魏建功著) （国立北京大学 1951）
《怎样教学注音字母》(万茜编) （商务印书馆 1952）
《琐记清宫》(魏建功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90）
《魏建功先生手书毛主席诗词》(魏建功书)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古音系研究》(魏建功著) （中华书局 1996）
《天行山鬼印蜕 : 魏建功印谱》(魏建功,篆刻) （中国书店 2001）
《魏建功文集》(魏建功,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吴歌声韵类》(魏建功,著)
《《独后来堂十年诗存》及好友题字》(魏建功,著)
《民间文艺讲话 : 讲稿》(魏建功,著)
《《十韵汇编》笔记》(魏建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