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文集笔锋犀利，观点独到，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文坛的那些事儿》主要是对当代文学界以及当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文章，作家殷谦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作家多娇气，骄气。爱慕虚荣是中国文化的消极的传统，喜欢听奉承话，这个时代的奉承大概并不代表阿谀，而是图个吉利。生活中大家都喜欢听吉利话，也就不好说是奉承了。这个在文学界尤其显显，当代的作家又有哪个不喜欢听奉承话呢？尤其获了大奖喜庆的时候，更要盼些“吉利”话了。当代作家自幼就在这么一个敌视批评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与大数中国人一样信奉一种中庸的生存哲学，其人生哲学的妙处就是所谓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所以人人都变得特别现实和实际：有利则来，无利则去；所以，视正义和真理等精神价值为游戏，而将别人坦诚的质疑和善意批评当成是和人过不去。在这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有责任感或正义感的批评家们都退缩了，同在这样的一时代，批评家的正常成长受到了影响，多有见了名人就下跪的软骨头，多有见了利益就堆起满脸的没有用的烂忠诚，何时又见过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序言

有个文友在某文学大赛中获了奖，欣喜若狂。次日约我去吃饭，酒桌上自然是大侃特侃他的小说，我安静地握着茶杯取暖，欣赏他的眉飞色舞。也许是见我好久不作声，他脸色显然不悦起来。我发觉了他的窘，只好说了我对他那部获奖小说的看法，总之被我批得体无完肤，一塌糊涂。文友的脸慢慢变绿了，放下酒杯甩袖而去。最终是我结帐，走人。踩着落日的余晖，一路怅怏地回家。我就这点不好，也就是结识我的人所说的不长眼色，该说好听话的时候却鼻垩挥斤，不该说好听的话的时候偏赞口不绝，一直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十多年，到头来没有几个可以合得来的朋友。再后来他们就看惯了我的不长眼色，回回都批评我简直就是不长记性了。文友无非就是想听我说几句赞美的话，就全作为鼓励，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我却吝啬得不能成人之美。

我们这个时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写这部书，目的并不是展开批评，而是在揭露一些真相，宣泄一种情绪，因为我明白，时代与文学的病相依然如故，我的这些微弱的文字并不能改变什么。那么作为文坛个体，我有批评的自由，我有质疑的自由，以及将内心的话说出来的自由。如树立我们个人的精神一样，拥有精神财富的人必然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呢？要想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殷谦以为就必须养成在批评中成长的习惯，人与社会亦然，都要学会在批评中慢慢长大，逐步走向成熟。所以，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鼓励并培养批评精神和怀疑精神的社会。我们常说，优秀的人有极高的素养，甚至是虚怀若谷，他们都有一个能包容一切的胸怀，所以说，一个社会倘若对批评的宽容度和宽容度愈大，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度也就愈高。

不说要虚怀若谷，就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起码要有接受批评的态度和意识，起码要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自觉的批评意识，否则他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作家，我们当然要质疑他的文化修养个文明素质。而殷谦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却没有这样的精神，他们因为拥有市场资源和声誉资源，成为文坛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就应当享受批评的豁免权，谁要是批评他的文字，那就等于是与他过不去，就意味着批评他的人是别有所图，是不怀好意的“作秀”，是居心不良的“炒作”，面对别人的批评向来是怀有敌意的，只喜欢那些没有一点用处的好听话，喜欢吹捧和夸奖，喜欢虚名和虚荣，他们沦落为文坛的财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丧家狗”。

面对这样一个文坛的批评环境，试问谁又有足够的热情或耐心将原本善意的批评进行到底？

人的成长需要批评，一个社会也需要批评。文坛也是一个小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肩负着改善人们的精神文明的使命，它是人们获取精神食粮的重要基地之一，别看我们时代的这个社会小，他能把这个大社会给搞得乌烟瘴气，不伦不类。既然文坛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有心愿希望它好，我们就有责任使它变得更好。批评的目的并不是批评对象所说的恶意的捣乱或搅局，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呵护，只有小人才会将善意的批评理解成不怀好意的攻击。批评是一种有价值的体验，批评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是一种思想的交锋，是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一种信任，是寄予批评对象的一种热切的希望，所以作为评论家，要有能勇于展开批评的智慧和激情，而作为批评对象，更应该有接受批评的胸怀和勇气，换句话来说，作为人我们更要赋予生活以内在的活力和理性的精神……而对于这些，我们时代的作家谁又真正地做到了？

中国当代作家多娇气，骄气。爱慕虚荣是中国文化的消极的传统，喜欢听奉承话，这个时代的奉承大概并不代表阿谀，而是图个吉利。生活中大家都喜欢听吉利话，也就不好说是奉承了。这个在文学界尤其显显，当代的作家又有哪个不喜欢听奉承话呢？尤其获了大奖喜庆的时候，更要盼些“吉利”话了。当代作家自幼就在这么一个敌视批评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与大数中国人一样信奉一种中庸的生存哲学，其人生哲学的妙处就是所谓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所以人人都变得特别现实和实际：有利则来，无利则去；所以，视正义和真理等精神价值为游戏，而将别人坦诚的质疑和善意批评当成是和人过不去。在这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有责任感或正义感的批评家们都退缩了，同在这样的一时代，批评家的正常成长受到了影响，多有见了名人就下跪的软骨头，多有见了利益就堆起满脸的没有用的烂忠诚，何时又见过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没有批评就没有成熟，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没有尺度的赞美就是毒药，而我们时代的很多作家都长此不悟，人莫予毒。他们不曾想，真正的作家都是在自觉的接受批评，而且能够回归理性的思考，去故纳新，使自己的作品更加成熟和完美。拒绝批评或对别人的批评怀有敌意的作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自大狂”型，二是“名不副实”型：前者怙才骄物，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自然对批评他的人都恨之入骨，怀疑别人批评的动机，总以为谁批评他谁就是不怀好意，谁就是想借机炒作；后者学浅才疏，投隙抵巇，徒有虚名，自然对别人批评向来反感，因为心虚就怕被人揭发出来，凡是见到批评他的文字，总是辩口利舌或避之不及。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件能引起注目的事物出现后，就必然要接受人们的质疑、考问或批评。

文学作品也如此，它本身就是一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活动，而它的出现自然也就会引起读者的关注，自然也就有相关的批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品，匮乏思想启蒙性以及道德升华的力量，作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丢弃了原本对读者应有的责任和爱心，从而像暴徒和流氓一样教唆我们的读者变得无耻、庸俗，甚至是堕落、残忍。这样的市场环境，这样的文学病相，这样的出版氛围，如果再没有必要的批评，那很多作家就更像是失去监督的罪犯，去亵渎我们读者的心灵。

是为序。

殷谦

2008年12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