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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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概述


全国文物考古及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从25个入围项目中评选出了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它们是: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河南新郑胡庄墓地、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入选的项目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具有特别的学科意义。

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排名


1、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2、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3、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4、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

5、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6、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7、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8、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9、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10、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分述


第1位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该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发掘区南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尤其重要的收获是在遗址北区发现的庙底沟文化遗存,这也是第一次发现的6000年前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和聚落环壕,为探讨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2008年在杨官寨遗址考古发掘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一处大型环壕聚落,这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

所谓的环壕聚落,就是大型人类聚居地,被一道长约1945米的壕沟围绕着,面积达24.579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有考古专家推测,这里可能为当时的一处中心聚落,可能为5500年前原始城市,人们由此可以看见“城镇”的雏形。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遗址南部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余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这证明5000年前人类就开始居住窑洞了。

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有极为罕见的“镂空人面深腹盆”,上面有一个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酷似现在流行的QQ头像。这种“镂空人面形”的器物在全国仅发现了两件,另外一件是出土于山西吉县沟堡遗址的“人面形筒状器”。还有蜥蜴纹彩陶盆上面清晰地印着蜥蜴爬行的模样,以及涂朱砂的人面残片等器物,都十分罕见。

考古点评: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

第2位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该遗址大致为黄河上游的一处距今三千五六百年前后的齐家文化墓地,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王朝的后代,但当时甘肃地带还没进入夏王朝的版图。在此处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发现了从没见过的埋葬习俗——多人多次多批合葬。

考古点评:首次发现多人多次多批合葬

第3位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3处,汉及宋元时期4处。

双王城一带属于古巨淀湖东北边缘,古代曾称霜王城,也称盐城。遗址群面积达30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址2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3处,汉及宋元时期4处。

自2003年夏发现制盐遗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光市博物馆考古专家曾连续多次对双王城盐业遗址群的规模、分布范围、遗址数量及时代进行徒步考察。经反复讨论、论证,专家一致认为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周围3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80余处文物点出土的遗物绝大部分为盔形陶器,时代大多为商周时期,这些文物点是与古代盐业有关的。

在这么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同时,双王城遗址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遗存,说明该地区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制盐地点,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制盐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考古点评:首次发现大范围内高密度制盐遗址

第4位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

考古工作者日前在对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甲骨,其中十一片上带有文字,这是继二00四年之后再次在周公庙遗址区发现甲骨文字。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甲骨文五百二十三个。

周公庙在去年共出土了7651片卜甲,可辨识文字1600多字,新字形屡见,内容丰富。迄今为止,该遗址共发现西周甲骨文达2200多字,是目前发现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

周公庙遗址自2003年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在“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周公庙因为发掘刚刚开始,许多重要文物尚未发掘而遗憾落选。

历时多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考古专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在去年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王季”、“文王”等周王称谓,还有“毕公”、“叔郑”、“周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王季”为文王的父亲季历,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

考古点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大型商周时代遗址

第5位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该遗址位于云南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揭露面积达1395平方米。三次挖掘共出土各类遗物约3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骸等。

简单来说,这是位于沼泽地区的一个村落遗址,是距今3500年-2500年的史前村落,是滇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史前遗址。通过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确立了剑湖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该遗址的史前时期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不出铜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大致为距今4000年-350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伴出铜器,分别属铜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第二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400年-3100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000年-2500年。该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棱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建立了滇西苍洱地区史前文化的编年,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这一序列基本建立起来。这在高原的滇西地区还是第一次,为该地区文化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文化面貌两地却有很大差异,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在这一遗址,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木桩,可以判断是建在沼泽地区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以前也发现过,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是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但此处发现的史前时期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有两万平方米,保存之好,规模之大,在目前国内的考古发现中是罕见的,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

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其中人骨为研究人的来源提供了线索,它很有可能与古羌族系统有关。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

考古点评:史前“干栏式”建筑为考古史上罕见

第6位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娘娘寨这个遗址,考古界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觅,但一直没有发现,此次挖掘,将有助于揭开东虢国的神秘面纱,对西周的考古、封国制度研究以及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年代如此久远、保存如此完整的城址实数罕见,它的出现让考古界人士欣喜不已。

远处望去,用土夯筑的城墙上零零散散长着几颗小树,风雨侵蚀过后城墙上明显松动的夯土、不同程度的滑坡,见证了它经历过的近三千年风雨。

沿城墙环行,让人惊奇的是土城墙没有一处断开,依然围拢成环,除了寨门,你从哪儿也进不去寨子。城墙脚下被人踩出一条清晰的小道,看来喜欢围着娘娘寨环行的人为数不少。

娘娘寨寨门位于正东,其实所谓的寨门只是城墙的豁口,入寨门缓缓上行三十米,方达寨内土地的平面,西北方向数十名当地村民正在考古人员的指挥下清理探方(成规格用来考古挖掘的土坑),几个探方内的泥土已清理完毕,寨子西城墙下一段深五六米的护城河也显露出来。

考古点评:有助于揭开东虢国的神秘面纱

第7位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大城,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阖闾城的筑城年代晚于春秋中期,早于汉代,大致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当,即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间。

阖闾城是无锡与常州交界处的一处春秋时代古城遗址,东部为无锡市胡埭镇东城村,西部为常州市雪堰桥镇城中村。从泰伯奔吴到吴越争霸,历时400多年,期间经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吴国古城有安徽南陵县牯牛岭城、芜湖县鸠兹城、江苏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丹阳葛城、武进淹城、无锡阖闾城(吴城)、苏州木渎姑苏城(吴大城),此外还有文献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的镇江朱方城。由于吴国都城王陵没有确认,近十多年来,各地纷纷开展吴文化探源考古研究,专家们对阖闾城的规模、性质都十分关注。

2004年因为无锡胡埭镇当地农民挖沟,南京博物院在农民挖沟的西北角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出土了马家浜文化、马桥文化和春秋时期的陶片以及青铜镞1件。2007年,无锡市抓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契机,聘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带队,于当年3月至2008年4月对阖闾城遗址勘探复查,以确认50年来阖闾城遗址的规模和身份。

考古点评:第一次确认了春秋时期的吴国长

第8位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墓的结构非常特殊,墓葬封呈馒头状,特别是墓葬堆筑封土和填埋墓坑均使用五色混合土。而且在墓口之下0.7米深的填土中,发现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型”迹象,共有20条,角度有一定规律,有意区分不同颜色的土,这是原来没有发现过的。

在0.7米-1.4米深的填土中,沿墓坑一周还构筑有18个呈馒头状的“土丘”,这层填土中还放置有1000多个未经火烧的,尖顶圆体或方体的泥质“土偶”。更奇怪的是,它的墓形是一圆形墓,有别于一般长方形的墓坑,其结构也非常特殊,埋葬布局呈十字形,以主椁室为中心,东、西、北侧各殉葬三个人,南侧殉葬一个人,南面还有一个两箱大椁室。这也是原来没有发现过的。

此次出土的遗物也非常丰富,包括青铜编钟,鼎、盘、豆、兵器、车马器等青铜器,彩绘陶器和几何硬纹陶器,大量残朽的漆木器,以及一级龙首石磬和各类精美玉器。这说明墓主身份极高,但这墓主是谁呢?我们在部分铜器上发现“童丽君柏”铭文,这表明墓葬主人应是“钟离(国)君柏”。“钟离”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古国,文献中有零星记载。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推断,墓葬的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晚期。

这座墓葬为圆形墓坑,发现了迄今为止从没发现过的,许多独特而复杂的埋葬遗迹现象。它的发掘,进一步证明距今两千五六百年前,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历史和王室世系,及目前几乎一无所知的淮夷文化的地域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墓揭示了钟离国墓葬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及埋葬制度、埋葬习俗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考古点评:圆形墓坑为研究古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

第9位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胡庄墓地位于新郑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之西,是郑韩故城外围的重要墓地之一。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从墓地的中西部穿过,涵盖了两座大墓及附属建筑和陪葬坑墓。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至目前共揭露面积12000多平方米。

发掘已证实胡庄墓地是以两座带封土的战国晚期韩国王陵级大墓为主的大片墓地,其规模之宏大、形制之特殊国内罕见。

目前,1号墓已开始解剖填土,2号墓已发掘墓室深近3米,在其墓室壁和墓道底部发现大面积的白灰和朱砂装饰痕,填土中发现版筑痕、木网木棍灰痕和疑似房顶的木板灰层等,可知这是两座装饰豪华、结构极为复杂的大墓。

2号墓封土上的陵寝建筑保存较好,由散水、壁洞、柱石和部分屋顶瓦砾层等组成。马俊才说,这种建筑形态是此前商周时期高级贵族墓上的平地建筑转变到秦始皇陵封土以外设便殿的过渡形态。

大墓周围还发现3条近长方形环壕,壕内面积达5万平方米,由2座“中”字形大墓、“中”字形封土、“中”字形封土上建筑、1座拐角形墓旁建筑和3条环壕组成了面积宏大的陵园形态,以及陵区排水和防御体系。

“这种布局国内只在东周时期陕西秦公陵园有所发现,不仅填补了韩国陵园形态空白,也填补了东周列国王侯陵墓的发现空白。”

考古人员还在西北发掘区的北端发现1条东西向的战国道路,宽7米左右,由路面和路边沟组成,路面上有多道车辙痕迹,这是郑韩故城外围发现的首条大道,为研究韩国都城的交通提供了罕见的新材料。

此外,还发掘清理中小型东周墓葬300多座,共出土青铜、铁、玉、骨、陶等各种文物500余件,其中有鼎、敦、舟、盘、匜等青铜礼器9件,戈、矛、玉鞘短剑、簇等青铜兵器8件。

考古点评:填补了东周列国王侯陵墓的发现空白

第10位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十二桥文化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水井街酒坊遗址、金沙遗址之外的第六处年度全国考古新发现。在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共发现唐宋时期16条大小排水渠、4条铺砖道路、4条泥土支路、22处房址,3口古井。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出土的铺砖道路,类似现在铺设着彩砖的步行街广场。据负责遗址发掘的考古工作人员谢涛介绍,中国古时城市道路,在南宋以前全是土路,这4条铺砖古街建造时期就是南宋,可见古成都当时的城市经济实力。

这处遗址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一大空白。这些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唐代末期高骈扩筑罗城,使成都城从原来东西(大城、少城)并列的“日”字形向内城外郭的“回”字形转变,江南馆街遗址唐代晚期街坊正是这一时期规划设计的体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

遗址出土的大量唐宋时期瓷器是其另一大亮点。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为主,也有龙泉窑、定窑系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它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从目前发现的道路、水沟、房址等建筑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为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经过考证,江南馆街遗址应属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

一并出土的唐代晚期佛教造像头部和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表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有所变迁。江南馆街遗址位于当时大慈寺的西侧,无疑是集市的重要地区,商业发达。

考古点评:唐宋时期古城街道、房址和完备地下排水系统国内鲜见

应对历史文化名城遗址有效保护


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国家大规模的基建工程的开展,不断推动我国考古的重要发现。近年来,我国90%以上的考古发现多与此相关,这次入围的25个考古项目也不例外。在实施城市重大工程建设时发现的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文物部门及当地政府所采取的有效保护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有利于提高全民的大遗址保护意识,其经验值得借鉴和提倡。

国家文物局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规范管理,加强协调,突出评选活动的学术性和导向性,积极促成考古成果向社会转化,使其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推广。通过这样的评选活动,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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